女人裹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中國婦女纏足是從什么朝代開始的？ _女人裹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纏足開始于北宋后期，興起于南宋女人裹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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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高洪興《纏足史》考證眾多史料證明，纏足起源于北宋，纏足風俗興起于南宋。
纏足始于五代之說，源自南唐李后主的舞女窅娘，美麗多才，能歌善舞，李后主專門制作了高六尺的金蓮，用珠寶綢帶纓絡裝飾，命窅娘以帛纏足，使腳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再穿上素襪在蓮花臺上翩翩起舞，從而使舞姿更加優(yōu)美。
元代的纏足繼續(xù)向纖小的方向發(fā)展。明代的纏足之風進入興盛時期，出現(xiàn)了“三寸金蓮”之說，要求腳不但要小至三寸，而且還要弓彎，但清以前的出土女尸尚未發(fā)現(xiàn)有纏足者，可見在當時纏足也并不十分普遍。清代的纏足之風蔓延至社會各階層的女子，不論貧富貴賤，都紛紛纏足，但不纏足者也不在少數(shù) 。
纏足，是一種摧殘肢體正常發(fā)育的行為。纏足的女子要從幼年開始裹束自己的腳，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纏足后的一雙小腳，不僅在實際生活中有種種不便，而且在整個裹腳過程中，婦女要承受極大的傷殘痛苦。這種毫無實際效用，又使承受者極端痛苦的事，普遍流行，成為社會風俗，綿綿近千年。
統(tǒng)治者的意志對天下百姓的影響。裹腳就起源，就與統(tǒng)治者相關。纏足開始于北宋中后期，興起于南宋。宋朝皇室與宋朝上層社會是最早開始纏足的。《鶴林玉露》記載：建炎四年“柔福帝姬至，以足大疑之。顰蹙曰：金人驅迫，跣行萬里，豈復故態(tài) 。上為惻然” 。
【女人裹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中國婦女纏足是從什么朝代開始的？】《宋史·五行志》記載：“理宗朝，宮人束腳纖直” 。這是宋朝皇室、宮中女子纏足的例證。蘇軾《菩薩蠻詠足》稱女子小腳為“宮樣”，曹元寵在一首詞中稱小腳為“官樣兒”，這也足見纏足起自宋朝官僚貴族階層等宋朝上層社會。無一例外地都與統(tǒng)治者們有關系，這也說明了這個原因。
中國女人裹腳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纏小腳最早開始于公元969-975年南唐李煜在位的時期，李后主的一個窅娘別出心裁，用帛將腳纏成新月形狀在金蓮花上跳舞取悅皇帝。后來這個做法流傳到民間，纏小腳之風漸漸普及到了百姓人家。但也有人認為，早在公元前770-476年的戰(zhàn)國時期，纏小腳就已出現(xiàn)了，或許更早還可追索到商代。總之，纏小腳這一封建社會的惡俗具有悠久的歷史，千百年來殘害了數(shù)不清的中國婦女。可以說，纏小腳是父權制傳統(tǒng)下“男尊女卑”最突出的表現(xiàn)之一。據(jù)記載，民間女子從四五歲就開始纏小腳，到成年時腳長若不超過三寸，即成為備受贊賞的“三寸金蓮” 。在當時，這樣的小腳被認為是“女性美”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使長相、身材再好的女子，如果是一雙天足或腳纏得不夠小，就會遭人恥笑，并且嫁不出去。“好大腳”也成為漫罵、羞辱婦女最難聽的一句話。而實際上，小腳“美”是以女性身心被摧殘為前提的。纏小腳的方法是通過人為的強力，野蠻地造成女子兩腳的跖骨脫位或骨折并將之折壓在腳掌底，再用纏腳布一層層裹緊，被纏足的女性步履艱難且疼痛非常，更有可能引發(fā)殘疾和致死。民間“小腳一雙，眼淚一缸”的說法，就是女性千百年來遭受這一苦難的集中反映。而一旦把天然的腳纏成了“三寸金蓮”，女性在勞動和交往方面必定是十分不便、大受制約，惟有困守家中，站立、行走必扶墻靠壁，不僅“男主外、女主內”順理成章，“男強女弱”也成了事實，女性若有什么不滿、反抗、私奔之類更是難上加難了，惟有氣吞聲，聽任擺布。事實上，這種違背自然與健康、建立在摧殘婦女身體基礎上塑造出來的“美”，不僅是美的極度扭曲和變態(tài)，對于父權制社會施行對女性的與控制，也的確收到了強化的實際功效，正如《女兒經(jīng)》所說：“恐他(她)輕走出門，千纏萬裹來約束” 。纏小腳因男性的癖好而興起，而男性的審美觀畸變也因“三寸金蓮”益發(fā)不可收拾，直至女性被摧殘的小腳成為激起男人性興奮的重要物品。據(jù)記載，自宋代開始，在許多妓院的歡宴中流行起一種“行酒”游戲，從頭至尾突出的都是的小腳和她們的小腳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的小腳鞋里來傳遞、斟酒、飲酒。直到20世紀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歡參與這種“行酒”游戲，并為有機會使用小腳鞋中的酒杯來飲酒而興奮不已。至于歷代的酸腐文人，更是興趣盎然地把探討小腳當作“學問”來做，不惜筆墨，撰寫文章，細細品評，以卑瑣為樂事，惟恐未把男人玩小腳的美學成分和調情作用詮釋清楚。如清代有一個叫方絢的文人就自詡為“香蓮博士”，寫就了一篇題為《香蓮品藻》的文章，費盡心機把小腳劃分為五式九品十八種，并因此出了名。民間諺語說得十分形象：“裹小腳一雙，流眼淚一缸” 。纏足開始的年齡，一般從4、5歲開始，耗時3、4年，到7、8歲初具模樣。纏足前以熱水燙腳，趁著腳還溫熱，將腳拇趾外的四個腳趾向腳底彎曲，緊貼腳底，并在腳下趾間涂上明礬，時間一長，腳纏得弓彎短小，使腳底凹陷，腳背隆起，腳的長度會被縮短。云南六一村的吳楊氏老太太這樣回憶她的纏腳的經(jīng)歷：她母親用織布機上的“射通”，橫墊在她的腳腰下，讓腳腰凸起。然后，裹扎起來，逼她走路。慢慢的，腳腰被“射通”凸斷了。她因此一個多月不能下床走路。雖然腳腰折斷了，但她的腳仍然臃腫難看。她母親又念叨：你這雙男人腳，怎么還不爛？她奶奶也說：難爛了，該使用法子了。于是，她母親在她奶奶的指導下，找來半個瓷碗，砸成碎片，放在她的腳底、腳腰、腳面上，再用纏足布包裹起來，套上小鞋，讓她下地行動。她的腳被劃破了，血跡從纏足布中滲透出來，變黑，發(fā)腥，發(fā)臭。她經(jīng)常疼得臉色蒼白，精神恍惚，體重大減。纏足通過外力改變腳的形狀，嚴重影響了腳的正常發(fā)育，引起軟組織攣縮，這個痛苦的過程是用言語不足以描述的。而一千多年以來中國的千千萬萬的女性從小就要經(jīng)受這樣的痛楚，不情愿的受這種從心理和身體上的摧殘。無論是從賞心悅目還是從健康實用的角度，女人纏小腳都是不應該被接受的，而這樣的殘的行為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卻曾經(jīng)盛行一千余年，以至于我們不得不承認它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有影響力的文化，古人的這種不健康的視覺審美取向就象一個復雜的謎（當然，這肯定不僅僅是個審美的問題），而這個謎的背后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深思和反省。很多人都認為女子纏小腳的習俗是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的產(chǎn)物。顯然，它們之間是有很多的內在的的，但如果要說，小腳文化與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有著必然的等同性，卻是值得懷疑的。在西方也同樣經(jīng)歷了封建社會，女子的地位一度非常低下，他們的女性通過束腰和穿高跟鞋的方式來獲得男性的認可，沒有聽說過有逼迫女性纏小腳的歷史傳聞，這無論如何比纏小腳來的文明。女子裹小腳的起源據(jù)說是這樣的：南唐李后主（公元937——978）因為喜歡宮嬪睿娘的小腳狀態(tài)，就讓她纏足做新月狀，并因此成為皇宮里最受寵的一個女人。于是皇宮里開始流行纏足。由于皇帝的表率作用，小腳成為時尚，繼而官場與民間也相繼流行。這并沒有得到確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唐朝的女子不用纏腳，而恰恰是從宋朝（公元960——1234）開始，儒家文人乃至于農(nóng)家男人開始癡迷的追捧女子的“三寸金蓮” 。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封建社會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公元前221）之前就已經(jīng)形成。從此我們可以看出,纏小腳的習俗并不是封建社會和男權社會的伴生物。現(xiàn)在就有一個最大的疑問，那就是為什么偏偏就是在宋朝，這樣一個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已經(jīng)比較開化的年代，女子裹小腳這樣的反人道的殘的習俗卻盛行開來。其實“三寸金蓮”的說法源于北齊少帝蕭寶卷贊其寵妾潘玉兒一雙柔弱無骨的纖小美足“步步生蓮花！”，但當時及其后的隋唐在對腳的審美上并未出現(xiàn)這樣的傾向，所以女子裹小腳在宋朝泛濫開來絕不可能是偶然的，一定是有其社會與思想根源的。因為時代久遠又難以找到第一手的資料，我們只能根據(jù)當時社會以及文化方面的史料作一些合理的推理，下面我想盡我所能就這個問題作一些深入的思考與探索。任何一種現(xiàn)象都可以從社會的歷史與現(xiàn)實中尋找根源，而且其根源一般都可以追蹤到文化，小腳的陋俗也不例外。小腳習俗所存在于的文化環(huán)境必定是一種非理性的文化所產(chǎn)生的。而一般來說，文化內涵中核心思想的單一性或者說叫做單調性是非常容易導致文化的非理性，因為缺乏不同思想的爭鳴，就難以對思想本身進行反思，同時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因為缺少其他思想的制衡，容易走向極端。當這種非常態(tài)的文化主導了一個國家時，這個國家的民眾作為個體就被單一的思想簡單化，無論是從個體自身還是與其他個體相比較都找不到思考的內驅力，作為整體因為內部沒有差異性，缺乏內部矛盾的整體失去前進的原動力。當整個國家都基本靜止了他的思維，民眾反過來就完全固守于已有的非常態(tài)文化，并逐漸惰性的走向極至，國家與民眾不可避免的進入非理性狀態(tài) 。尤其不幸的是，文化中核心思想的一元化與由它所主導的非理性國家互相作用，形成惡性循環(huán)，在這種情形下，任何荒謬的事情的發(fā)生以及可能長久的持續(xù)都是不足為奇的。而在宋朝，程朱理學就是上面推理的現(xiàn)實演繹。朱的理學與程的心學都是對儒家學說的進一步發(fā)展，將中庸提到天理的高度，并根據(jù)他們所認為的道與器相分離的原則，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這種思想體現(xiàn)了對作為人這樣的有尊嚴的個體的極端的不尊重，當這種思想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時，一旦腳是否小成為評判女子是否美的標準（事實上已經(jīng)上升為賢良與道德的標準），全社會對于女子因此所遭受的痛楚的漠視也就不足為奇了。宋王朝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一方面，其領土局限于中原及長江以南地區(qū)，該地區(qū)內又基本為漢族人，所以無論是地域文化和種族文化都是比較單一的，這種情形有利于某一種思想在全國形成權威地位。而在漢唐時期，因為領有西域大漠，肢體完整，文化中心長安更是胡漢文化的交匯地帶，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從西漢時漢武帝就已開始認識到儒家學說是統(tǒng)治者愚民的一劑良藥，并讓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這卻沒有導致漢唐期間儒家思想在社會中的極權地位。另一方面，縱觀整個宋朝歷史，在與少數(shù)民族如金、遼、西夏交戰(zhàn)的戰(zhàn)場上一直處于被動地位，朝廷內也有主戰(zhàn)和主和兩種聲音，但主張稱臣和進貢的投降派一直都占了上風，而且皇室也傾向于茍和求安，但這就增加了百姓的賦稅負擔，民不聊生，農(nóng)民起義風起云涌，因為這種內外交困的局面，加之本身體弱，所以幾乎沒有哪個朝代像宋朝的當權者那樣對安定與秩序充滿了渴望。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至上，而最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是“三綱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可見，儒家思想是強調秩序和塑造權威的思想,是維護皇權與男權的思想，這正切合了當時的需要，所以統(tǒng)治者極端的推崇儒家學說，并在統(tǒng)治中深刻地貫徹、嚴格地執(zhí)行、極力地發(fā)展儒家思想。男權與皇權都屬于極權和威權的范疇，都是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它們一脈相承。隨著皇權的權威被進一步神化，男子相對于女子強勢地位就被進一步增強，而男子的強與女子的弱是相對的，即這種更加強勢的地位必定是建立在進一步降低和弱化女子的地位的基礎上的。在這里有一點應該被提到，宋朝的男性是比較壓抑的，他們在對外族的戰(zhàn)爭中基本都是失敗的，這里面除了國力軍事等宏觀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古代戰(zhàn)場當戰(zhàn)法水平接近時，士兵的力量與野性至關重要，宋朝軍隊在用兵方面與北方少數(shù)民族相比水平相近，但由于士兵基本上是，而且多來自江南，在力量與野性方面相對明顯欠缺，在戰(zhàn)場上的失敗就不奇怪了，但由此而來的巨大的挫敗感對宋朝的男性是沉重的心理上的折磨。在宋朝這樣一個男權社會里，男子對自己的強大有著與生俱來的自負，但當他們的這種自負被自己的保家衛(wèi)國的無能所重創(chuàng)時，必然從本能上必然去尋找出路以承載破碎的尊嚴。很顯然，女性是最合適的對象。漢代才女班昭在她的著名的《女誡》中曾提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可見在中國歷史上，男性的剛強在本質上就是以女性的柔弱為襯托的，所以，必然的，當時的男性潛意識的迫使女性走向更弱勢的地位，從而為自己在戰(zhàn)場上丟失的自尊尋找平衡。女性在纏了小腳之后，因行走不便只得輕抬步微扭腰（所謂的蓮步姍姍）而盡顯柔弱，因不能輕松隨便走動只得好好呆在家里相夫教子，做一個嫻靜的賢妻良母，這與宋王朝渴望的秩序是相符的，更是當時逐漸走向極端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境界，而且還暗暗迎合了當時男性當中普遍的一種心理需求。因此，女子纏小腳的行為在宋朝走向泛濫是由當時社會極其不正常的宏觀的社會形勢和文化氛圍所決定的。纏小腳的陋俗竟然能從宋朝一直延續(xù)到初期，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宋朝以降，極端的儒家思想，也就是將禁錮人性的禮發(fā)揮到極至的程朱理學一直在社會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但是，社會這種宏觀的思想的代代傳承具體到微觀是由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所實現(xiàn)的，程朱理學的延續(xù)不衰說到底是一代代的一個個有靈性的人所作出的選擇的綜合的結果，這是一個多么大人為的悲劇。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國際形勢的發(fā)展，國內外交流的頻繁，西方的文明之風在國內逐漸刮大，知識分子率先覺醒，并開始積極宣傳西方的各種流派的思想，反思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的某些弊病，這種思考逐漸蔓延到整個社會。在這種多元的文化氛圍熏陶之下，當時的社會思想非常活躍，人們開始真正的理性的去審視自己的那些為禮教所束縛的非理性的風俗習慣，所以，水到渠成的，男人的長辮子給剪了，女人放足了。但是，中國女人的千年裹足的疼痛與屈辱實在是不能這樣輕輕的一筆就從我們的歷史中勾去，只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才能讓我們克服蒙昧，踏者歷史的足跡繼續(xù)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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