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囊息肉|辨病與辨證相結合!連花清瘟組方治新冠肺炎的依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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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是中醫對具有強烈傳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急性傳染病的統稱 。 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稱之為“五疫” 。 明代吳又可在《溫疫論》中總結其發病原因為感受天地間別有的一種異氣 , 又稱為癘氣、雜氣、戾氣 。 盡管表述不盡相同 , 但歷代醫家一致認為這一類疾病具有傳染性強、發病急、傳變快、病狀表現相似、危重死亡多發的致病特點 。 并且同一種瘟疫的致病特點、病程演變及臨床表現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 常呈現出群體性發病 , 也就是《黃帝內經》所說的“五疫之至 , 皆相染易 , 無問大小 , 病狀相似” 。

《吳又可先生瘟疫方論》
用通治方治療瘟疫的理論依據
中醫診療始于“辨病” , 成書于西漢的《五十二病方》是現存最早的體現“辨病論治”思想的醫方書 。 《黃帝內經》確立了中醫辨證體系 , 也是中醫學“辨病論治”理論之起源 。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六經辨證與雜病診療模式 , 奠定了中醫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思想基礎 。 古代中醫學之“辨證論治”特點表現為以病為綱 , 以證為目 。 當西風東漸 , 匯通派醫家開創中西醫結合診療思路之后 ,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 , 現代中醫臨床應用西醫疾病診斷結合中醫辨證分型治療的病證結合模式逐漸形成 。 此種診療模式貌似兼取中西醫學之所長 , 然其忽略了對于中醫學本身早已存在的“辨病論治”內涵的深入探討與研究應用 。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
病是指以中醫理論為指導 , 對患者癥狀、體征、病因、性質、部位及體質進行全面分析與辨別 , 進而作出疾病種類的診斷 , 它是中醫對疾病本質的認識 。 證是疾病過程中對某一階段或者某一類型的病理概括 , 一般由一組相對固定的、有內在聯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階段或某一類型病變本質的癥狀和體征構成 , 反映階段性的疾病本質 , 不能把握疾病總體病變規律 。 正因如此 , 瘟疫的防治須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相結合 , 辨病論治是主要模式 , 在病因、病理、病位都很明確的前提下 , 采用專病專方目標明確療效更有保障;辨證論治是其必要補充 。
“通治方”是實現辨病論治的基本途徑 , 通過辨病論治把握瘟疫的病因、病機及致病特點 , 針對瘟疫的核心病證 , 根據關鍵病因病機進行組方 , 而不是局限于零散的癥狀 , 這種有的放矢、直中核心的針對性用藥 , 既避免了防治重點的偏移 , 又能有效截斷病勢、防止傳變、保護易感人群 , 還能短時間內迅速覆蓋大量人群 。 也正因如此 , “通治方”自古以來一直用于龐大的“病狀相似”的患病人群 , 以有效改善癥狀并防止病情惡化 。 對于少數的素體虛弱、病情較重的人群 , 可以在“通治方”的基礎上結合辨證論治進行加減 , 以應對由于個體差異出現的復雜多變的病情 。
在瘟疫發病之初 , 及早應用行之有效的通治方抗疫 , 歷代皆為首善之選 。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創制普濟消毒飲治療大頭瘟 , 世人皆稱為“仙方” 。 同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創制“人中黃丸”治療瘟疫 。 明代瘟疫大家吳又可創制達原飲等奇方 , 活人無數 。 近現代中醫學家惲鐵樵用麻杏石甘湯治療猩紅熱 , 郭可明用白虎湯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 , 還有中醫藥治療非典、流感、新冠肺炎等都有使用“通治方”抗疫的成功范例 。 以“通治方”防治瘟疫正體現了“辨病為先 , 辨證為輔”的瘟疫辨治特點 。
連花清瘟組方治新冠肺炎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