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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易經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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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傳》《國語》所載筮例考之 ， 春秋人解《易》非常簡約概括 ， 如“屯 ， 固；比 ， 入”；“坤 ， 安；震 ， 殺”等 ， 皆以一字斷卦義 。漢初人田何傳《易》 ， 可能仍秉春秋遺風 ， 如他的弟子丁寬 ， “號丁將軍 ， 作《易說》三萬言 ， 訓詁舉大誼而已”（《漢書•儒林傳•丁寬傳》） 。
然而自武帝立五經博士起 ， 至平帝時止 ， 不到一百五十年的時間 ， 即出現了“一經說至百余萬言 ， 大師眾至千余人”的局面（《漢書•儒林傳•贊》） 。至東漢 ， 據《后漢書•儒林列傳•張興傳》載 ， 張興講梁丘《易》 ， 弟子達萬人 ， 在當時那種提倡煩瑣訓釋的學術空氣下 ， 張興講梁丘《易》 ， 大概也絕不會只講“三萬言”了 。

古代易經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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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 這部唯一未遭秦火的《周易》 ， 漢初僅為田何一人所傳 ， 結果百余年后 ， 今文之外又出古文 ， 師法之外又出家法 ， 家法之下又分顓家 ， 結果出現了經有數家 ， 家有數說……學徒勞而少功 ， 后生疑而莫正也”的情況（《后漢書•鄭玄傳》） ， 故后人有一種看法 ， 認為漢人治經“遞稟師傳 ， 非惟詁訓相傳 ， 莫敢同異 ， 即篇章字句 ， 亦恪守所聞”（《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述》） ?？磥?nbsp;， 這種觀點并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而是“如于分枝 ， 枝又分枝 ， 枝葉繁滋 ， 浸失其本”（清人皮錫瑞《經學歷史》語） 。由于《易》學的雪球越滾越大 ， 象數愈演愈繁 ， 最后崩散 ， 勢在必然 。故西漢人今文之《易》入東漢而衰 ， 東漢古文之《易》入唐而大部分消亡 ， 追究起來 ， 漢人《易》文象數的煩瑣零碎 ， 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
正是在此形勢之下 ， 王弼之《易》得以脫穎而出 ?！吨芤茁岳?、《老子注》、《老子微指略例》等 ， 他看到當時漢人講《易》 ， 依象解辭,句句都要附會《易》象 。而八卦之取象 ， 除《說卦》所載之外 ， 漢人又補充了很多“逸象” ， 僅就我們所知 ， 即有荀氏九家“逸象”三十一種（見《經典釋文》） ， 并被朱熹采入《周易本義》 ， 虞氏五世家傳孟氏《易》學 ， 其八卦取象更十倍于荀氏九家之《易》 ， 八卦共有三百三十一種取象 ， 由其中的一些取象看 ， 其義較古 ， 不像虞翻自造 ?？梢韵胍?nbsp;， 漢人當初取象之多 ， 恐怕更倍于虞氏之存 。以此煩瑣眾多的取象 ， 一一比附《易》文而解之 ， 遂置《周易》于絕境了 。
有鑒于此 ， 王弼注《周易》時 ， 一掃漢人象數之說 ， 主張言《易》最重得“意” ， 提出了“得意忘象 ， 得象忘言”的新觀點 。他說：“夫象者 ， 出意者也 ， 言者 ， 明象者也 。盡意莫若象 ， 盡象莫若言 。言生于象 ， 故可尋言以觀象 ， 象生于意 ， 故可尋象以觀意 。意以象盡 ， 象以言著 ， 故言者所以明象 ， 得象而忘言 ， 象者 ， 所以存意 ， 得意而忘象 。”（《周易略例•明象篇》）
在這里 ， 王弼很清楚地說出了他對《易》“象”的認識：“象” ， 只是用來存“意”的一種方式和手段 。憑借“象” ， 可以使人得到《周易》的“意思” ， 即思想內容 。在得到了“意”之后 ， 作為該卦的“象” ， 即得“意”的手段 ， 可以“忘”－－即不必拘泥、執著 。為此 ， 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點：“猶蹄者所以在兔 ， 得兔而忘蹄 。筌者所以在魚 ， 得魚而忘筌也 。”也就是“立象以盡意 ， 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 ， 而畫可忘也” 。（以上所引 ， 皆見《周易略例•明象》）
所以 ， 王弼這里的“忘象” ， 并不是不要“象” ， 而是在得“意”時 ， 人們盡可不必執著于具體的“象”而受其拘泥 。他針對漢人解釋《周易》經文每一句話 ， 都要一一以具體卦“象”比附的毛病 ， 批判道：“義茍在健 ， 何必馬乎？類茍在順 ， 何必牛乎？爻茍合順 ， 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健 ， 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于乾 ， 案文責卦 ， 有馬無乾 ， 則偽說滋漫 ， 難可紀矣 ?；ンw不足 ， 遂及卦變 ， 變又不足 ， 推致五行 。一失其源 ， 巧愈彌甚 。從復或值 ， 而義無所取 。”王弼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 ， 皆因“存象忘意之由也” 。在此基礎上 ， 他使自己對“象”的認識 ， 又升入一個新的高度：“忘象以求其意 ， 義斯見矣！”（同上）
初看 ， 王弼對《易》象的認識 ， 由“盡意莫若象”“故可尋象以觀意”到“忘象以求其意 ， 義斯見矣” ， 似乎前后矛盾 。其實 ， 如前所述 ， 王弼所說的“意” ， 是指他所認識的《周易》六十四卦每卦的思想內容 ， 而“義” ， 則是同類卦象所內涵精神實質的升華、概括 。也就是王弼所說的“義茍在健 ， 何必馬乎”？“義茍應健 ， 何必乾乃為馬”的“義” 。是對眾多同類取象的抽象 。對于“義”來說 ， 它既可以用多種同類取象來表達 ， 反過來 ， 這多種同類取象 ， 又可以綜合驗證這一個“義” ， 也就是王弼說的“是故觸類可為其象 ， 合義可為其徵”（同上） 。這樣 ， 王弼對卦“象”的認識 ， 又提高了一步：在求意時 ， 若執著于那些具體的卦“象” ， 即便是解通了 ， 也不能算是得到了“象”的核心實質 ， 即“從復或值 ， 而義無所取”（同上） ， 只有不執著那些具體的卦“象”（即“忘象”） ， 才能便于緊緊把握同類卦象的核心實質,即“義” 。與漢人相比 ， 王弼這種對《易》“象”認識的升華 ， 也給后人對《周易》的附會打開了方便之門 ， 特別為宋人的以“理”說《易》奠定了理論基礎 。故王弼對《易》象的新認識 ， 雖在批判漢人以瑣碎《易》象比附經文上有一定進步意義 ， 卻也與《系辭》之“八卦以象告 ， 爻彖以情言”又有不符 。故從“尋象以觀意”到“忘象以求意” ， 王弼把對《周易》六十四卦的注釋 ， 還是納入了他的玄學唯心主義的軌道 ， 并隨意以老、莊之意附會六十四卦的經文與傳文 ， 將此視作得“義” 。盡管如此 ， 他的《周易注》一反漢人瑣碎 ， 以簡潔的文字注釋六十四卦 ， 給《周易》研究注入了新的力量 ， 仍不愧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著作 。如他講《乾》卦九二爻“見龍在田 ， 利見大人”曰：“出潛離隱 ， 故曰‘見龍’ 。處于地上 ， 故曰‘在田’ 。德施周普 ， 居中不偏 ， 雖非君位 ， 君之德也 。初則不彰 ， 三則‘乾乾’ ， 四則‘或躍” ， 上則過‘亢’ 。‘利見大人’唯二、五焉！”講《乾》卦九四爻：“或躍在淵 ， 無咎 。”曰：“去下體之極 ， 居上體之下 ， 乾道革之時也 。上不在天 ， 下不在田 ， 中不在人 ， 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 ， 所處斯誠進退無常之時也 。近乎尊位 ， 欲進其道 ， 迫乎在下 ， 非躍所及 。欲靜其居 ， 居非所安 ， 持疑猶豫 ， 未敢決志 。用心存公 ， 進不在私 ， 疑以為慮 ， 不謬于果 ， 故無咎也 。”
其文字簡略易懂 ， 深合《文言》之旨 ， 大有漢初“訓詁舉大誼”之風！因此 ， 《周易注》行世之后 ， 流傳很快 ， 給予漢《易》以沉重打擊 ， 故宋人趙師秀說：“輔嗣《易》行非漢學”（《清苑齋集補遺》） ， 當然也即刻遭到了人們的反對 ， 如《隋書•經籍志》卷一《易》類載有“《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 ， 晉揚州刺史顧夷等撰”即其證 。直至唐初定王氏之注為《正義》 ， 據《唐書•藝文志》記載 ， 當時尚有陰弘道《周易新傳疏》十卷 ， 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 宣聘《通易象論》一卷 ， 東鄉助《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發揮其說者 ， 亦有人在 。如崔良佐有《易忘象》 ， 自晉代起 ， 至清代止 ， 歷代《易》學研究者對他或褒或貶 。特別到了唐朝 ， 太宗修《五經正義》 ， 《周易》采用王弼注本 ， 于是自唐至宋 ， 王弼注本成了官方取士的標準本 。因而對后人產生了極大影響 ， 這更使王弼成為我國《易》學研究中的重要人物 。
我們認為：漢初 ， 人們解《易》簡樸 ， 多得春秋戰國人正脈 。后來越講越繁 。“互體”“卦變”之后 ， 京房又出“納甲”“八宮” ， 以“五行”“世”“應”等附于《周易》六十四卦 ， 又有“爻辰”“卦氣”諸說 。特別是“納甲”“五行”“八宮”“世”“應”等 ， 王弼若因未見于春秋古筮法 ， 棄之尚可 。至于“互體” ， 案之《左傳》實有所據 ， 而“卦變”之說 ， 于《彖》《系辭》亦有所述 ， 這些恐怕皆非漢人所造 ， 一律棄之不用 ， 未免有偏激之處 。況且 ， 王弼雖棄象數不用 ， 但若究其源 ， 王弼之《易》本于費直 ， 費《易》今雖亡佚不傳 ， 但由前面所舉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費氏《易》的內容考之 ， 費《易》中顯然有象數之說 ， 另外 ， 由荀爽《易》注可窺費《易》之一斑 。由我們前面對荀氏的介紹 ， 及前文《關于卦變》中對荀氏卦變思想的探討來看 ， 荀氏注《易》 ， 講究爻位上、下 ， 以陰陽“升”“降”交通解《易》 ， 重卦德剛柔 ， 又主“卦變”“消”“息”及“卦氣”之說 ， 由此可以推斷 ， 費氏《易》中定有象數之說 ， 況案之王弼所撰《周易注》 ， 如《復》卦卦辭之“反復其道 ， 七日來復”一句 ， 王弼注曰：“陽氣始剝盡 ， 至來復時 ， 凡七日 。”《周易正義》孔疏謂：“亦用《易緯》六日七分之義 ， 同鄭康成之說 ， 但于文省略不復具言 。”若真如孔疏所云 ， 則既用漢《易》象數之說 ， 卻又“于文省略不復具言”！再如我們前面所舉王弼注《泰》卦六四爻辭 ， 曰“乾樂上復 ， 坤樂下復” ， 亦取荀氏陰陽“升”“降”交通之說 。故王弼對漢人的“象數”之說 ， 實非全部排斥不用 。同時 ， 他出字吐語 ， 最重每卦陰陽與爻位 ， 也可知他心中嚴格掌握著卦象 ， 并敢隨意解說 。只因他常常雜入老、莊之學 ， 故后人又每每批評王弼“以《易》言理” ， 其實 ， “以《易》言理”不見得不對 。而且并非始于王弼 ， 《說卦》即說過“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 ， 窮理盡性以致于命” ， 而《文言》幾乎皆言人事之理 。漢初丁寬注《易》 ， “訓詁舉大誼而已”（見前） 。“舉大誼”即有言理的成份 。王弼不妥之處在于以老、莊之學比附《周易》 ， 借注《易》談玄理 ， 如他注《彖》《乾》之“大哉‘乾元’ ， 萬物資始 ， 乃統天 。云行雨施 ， 品物流形”一句 ， 曰“天也者 ， 形之名也 ， 健也者 ， 用形者 。夫形也者 ， 物之累也” 。用這種明顯打著老、莊印記的話語解《彖》 ， 顯然與《彖》文本義不合 ， 因而是不足取的 。
總起來看 ， 王弼治《易》有得有失 ， 且得大于失 。應該予以肯定 。
入南北朝 ， 經學亦有“南學”“北學”之分 。“南學”治《易》取王弼 ， “北學”治《易》取鄭玄 。當然 ， 也有二者皆取的：“梁、陳 ， 鄭玄王弼二注 ， 列于國學 。齊代唯傳鄭義 。”（《隋書•經籍志》易類）
至隋 ， 天下統一 ， “南學”興起而“北學”衰亡 。當時 ， 《周易》的研究隨了“南學”的興盛 ， 出現“至隋 ， 王注盛行 ， 鄭學浸微 ， 今殆絕矣”的局面（同上） ?？梢娔菚r王弼注本已經占據主導地位 ， 而鄭玄《易》已“浸微”衰敗 。
到了唐朝 ， 唐太宗命孔穎達撰《五經正義》 ， 于是有《周易正義》（以下簡稱《正義》）之作 。《正義》采用魏人王弼、晉人韓康伯注本 ， 由孔穎達作疏 。由于自唐至宋 ， 讀書人求取功名皆以此本為標準本 ， 因此 ， 《正義》對唐宋儒生產生了深遠影響 。
《正義》書前有一篇《周易正義卷首》 ， 這大概是目前我們所能見到較早的一篇《周易》概論了 。它論述了當時有關《周易》研究的八個問題：第一論《易》之三名；第二論重卦之人；第三論三代《易》名；第四論卦爻辭誰作；第五論分上下篇；第六論夫子十翼；第七論傳《易》之人；第八論誰加“經”字 。
由孔穎達對這八個問題的論述看 ， 他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觀點 。如關于“卦辭爻辭誰作”的問題 ， 他認為：“卦辭文王 ， 爻辭周公 ， 馬融、陸績并同此說 ， 今依而用之 。”再如有關“十翼”的作者問題 ， 他說：“其《彖》《象》等十翼之辭 ， 以為孔子所作 ， 先儒更無異論……故今依之 。”有關傳《易》之人 ， 他也認為“孔子既作‘十翼’ ， 《易》道大明” 。
但在《周易》釋名上 ， 他不同意漢朝人的說法 ， 提出了自己“《周易》稱‘周’ ， 取岐陽地名”的觀點 ， 認為《周易》的“周”字系“題‘周’以別于陰” 。
然而 ， 最應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它第一部分 ， 即“論《易》之三名” ?？追f達引《易緯•乾鑿度》論《易》一名而含三義（即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之后 ， 他又發揮《乾鑿度》的“夫有形者生于無形”說：“蓋《易》之三義 ， 唯在于有 ， 然有從無出 ， 理則包無 。”并引《乾鑿度》 ， 進一步將《易》解為“渾沌”“渾沌者 ， 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 。視之不見 ， 聽之不聞 ， 循之不得 ， 故曰《易》也”同時 ， 在孔穎達的眼中 ， 《周易》又被分成了“備包有無”的《易》理和“唯在于有”的《易》象這樣兩部分：“《易》理備包有無 ， 而《易》唯在于有者 ， 蓋圣人作《易》本以垂教 ， 教之所備 ， 本備于有 。”他引《系辭》為據 ， 說：“‘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無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 。故以‘無’言之 。存乎道體 ， 以‘有’言之 ， 存乎器用 。”孔穎達在這里歪曲了《系辭》的原意 ， 本想以此證明其“‘道即無也” ， 而正是《系辭》反駁了他所謂《周易》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渾沌”的錯誤論點 ?！断缔o》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易》者象也 ， 象者 ， 像也 。”也就是說 ， 《易》是孔穎達所謂“唯在于有”的《易》象 。至于其“‘道’即無也”的論點 ， 《系辭》也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而孔子穎達則承認陰陽是“氣” 。他說：“以氣言之 ， 存乎陰陽 。”（同上）這樣 ， “道”既然是體現“氣”的 ， 也仍然是“有”而非“無” 。
然而 ， 孔穎達以《易緯》為據在這里解《易》為看不見 ， 摸不著 ， “理則包無”的“渾沌” ， 把一部《周易》整個納入了王弼“以無為本”的唯心主義本體論 ， 其對后人產生的消極影響 ， 卻是深遠的 ， 同時 ， 也啟發我們認識到：王弼的貴“無”論 ， 可能有很多地方也從《易緯》中吸收過思想營養 。正是這些“有從無出 ， 理則包無”“《易》理備包有無”的話 ， 在很大程度上啟發了宋人 ， 使他們據此又創造出以“理”談《易》的新說 。為此 ， 朱熹與陸九淵還展開過辯論 。因此 ， 《周易正義卷首》作為一篇較早的《周易》概論來說 ， 對以后治《易》者所起的作用 ， 是不可忽視的 。
《正義》在對《周易》經文的疏釋上 ， 雖以王弼注本為主 ， 但亦往往取漢人《易緯》《子夏傳》及其它前人之說 ， 且多有考證 。也能發揮王弼注本中有積極作用的一面 。如注《乾》卦“元亨利貞”時 ， 《正義》明確地指出：“物有萬象 ， 人有萬事 ， 若執一事不可包萬物之象 ， 若限局一象 ， 不可總萬有之事 。故名有隱顯 ， 辭有踳駁 ， 不可一例求之 ， 不可一類取之 。故《系辭》云‘上下無常 ， 剛柔相易 ， 不可為典要’韓康伯注云‘不可立定準也’ 。”這段注文充分表達了王弼注《易》 ， 主張“得意忘象”的積極正確的一面 。批判了漢人對《周易》每句經文都要以卦象比附的不妥 。同時 ， 它提出了“象”是“比喻”的說法：“凡《易》者 ， 象也 。以物象而明義者 ， 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 ?；蛉∪f物雜象以明義者 ， 若《屯》之六三‘即鹿無虞’ ， 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 。如此之類 ， 《易》中多矣 ， 或直以人事 ， 不取物象以明義者 ， 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 。圣人之意 ， 可以取象者 ， 則取象也 ， 可以取人事者 ， 則取人事也 。”－－這些見解 ， 在當時都是很可貴的 。
《正義》也有不足之處 ， 如它雖能兼取前人之說 ， 但又囿于“疏不破注” ， 時時以王弼注本衛道士的面貌出現 ， 似乎非王弼之說不能立 。如《蠱》卦卦辭“元亨 ， 利涉大川 ， 先甲三日 ， 后甲三日” ?！墩x》疏曰：“其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鄭義 ， 以為甲者 ， 造作新令之日 ， 甲前三日 ， 取改過自新 ， 故用‘辛’也 。甲后三日取丁寧之義 ， 故用‘丁’也 。今案輔嗣注‘甲者 ， 創制之令’不云‘創制之日’ ， 又《巽》卦九五‘先庚三日 ， 后庚三日’ 。輔嗣注‘申命令謂之庚’ ， 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 ， 則輔嗣不以甲為創制之日 ， 而諸儒不顧輔嗣注旨 ， 妄作異端 ， 非也 。”
由這段簡短的疏語可以看出：唐初雖由皇帝定下《易》取王弼一家之言 ， 但還有“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鄭義” ?？梢姖h人鄭玄《易》說在當時仍有影響 。然而注《易》只要“不顧輔嗣注旨”就要被孔穎達扣上“妄作異端”的帽子 ， 而定為“非也” ， 似亦使人從另一個面上悟到鄭《易》至唐而亡的根本原因 。再如《說卦》之“帝出乎震 ， 齊乎巽”一段 ， 韓康伯本來無注文 ， 但孔穎達卻將王弼注《益》卦六二爻“王用亨于帝”的話 ， 引來疏釋一番 ， 并說“則輔嗣之意以此帝為天帝也” ， 使人感到極為牽強附會 ， 以致引起后人譏笑 。
盡管有此不足 ， 但《正義》作為一部唐人《易》著來看 ， 對研究前人《易》學 ， 特別是魏、晉《易》學 ， 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
另有陸德明著《經典釋文》 ， 其卷二為《周易音義》 ?！夺屛摹冯m是注的王弼本 ， 但由《釋文敘錄》看 ， 晉以前的名家《易》著 ， 當時尚存二十多家 ， 《釋文》博采眾家之說 ， 可惜引文過于簡短 ， 但正是憑了這些簡短引文 ， 使《釋文》成為今天我們研究漢人《易》學的寶貴資料 。
作為盛唐來說 ， 當時大多數讀書人都歸于佛 ， 《易》學無所發 。流傳至今較有價值的《易》學著作 ， 除《正義》《釋文》之外 ， 還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史徵的《周易口訣義》及郭京的《周易舉正》等 。
在這里 ， 我們應該特別指出其價值的 ， 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 。
【古代易經溯源】李鼎祚生平不詳 ， 他于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完成《周易集解》 ， 集當時所能見到的名家《易》著 ， 自序稱該書“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 ， 所采用前人者 ， 有子夏、孟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張璠、向秀、侯果、蜀才……等 ， 共計三十五家之多 。今天 ， 我們所以能對漢《易》作出研究 ， 絕大部分得于此書 。故《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易類一》評價《周易集解》的價值說：“蓋王學既盛 ， 漢《易》遂亡 ， 千百年后學者得考見畫卦之本旨者 ， 惟賴此書之存耳 ， 是真可寶之古笈也 。”
漢人之《易》 ， 五代之季已經衰微 ， 至唐則無人問津 ， 幸虧陸德明、李鼎祚在當時所見漢人《易》說中 ， 摘錄了其中的一部分－－而這一點 ， 在今天看來 ， 正是唐人對于《易》學研究的重大貢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