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俗學,簡述中國民俗學的歷史回顧 _生活百科

【中國民俗學,簡述中國民俗學的歷史回顧】中國民俗學的歷史回顧
民俗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被引入中國中國民俗學，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歌謠征集活動。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發表了《北京大學征集全國近世歌謠簡章》，從此揭開了中國民俗學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本辦的《歌謠周刊》，在其創刊詞中更明確提出了民俗學的學術目的：“本會搜集歌謠的目的有兩種，一是學術的，一是文藝的。我們相信民俗學的研究在現今的中國確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業，雖然還沒有學者注意及此，只靠幾個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來的，但是也不以不各盡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給多少材料或引起一點興味。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料，我們把它輯錄起來，以備專門的研究：這是第一個目的。”（《歌謠》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歷來為精英們所不屑一顧的民間俚俗歌謠，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國家最高學府的報紙上，并進入了學生的課堂，這在當時被看作是石破天驚的事情。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學外，廣州的中山大學又成為民俗學發展的另一個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民俗學會，并創辦《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學調查與研究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中山大學時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顧頡剛的《妙峰山》影響最大。妙峰山調查是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1925年組織的一次考察活動，當時的調查文章在《京報·副刊》上以“妙峰山進香專號”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顧頡剛把這些文章匯集成冊，作為中山大學民俗學叢書的一種出版。妙峰山調查在學界影響頗大，何思敬在讀到“妙峰山進香專號”后，曾指出：在當時社會的知識分子中存在一種對于民眾生活知識缺乏和態度冷漠的“暮氣”，妙峰山調查是對民間文化、民間宗教“科學的調查是第一次，并且這第一次的調查已經得到很好的成績”；并稱贊說：“妙峰山專號就是打破這種暮氣的一個霹靂。”（《民俗》第四冊，上海書店影印本第一冊，1983年12月。）
北京大學的民俗學活動一直持續到1937年抗戰爆發，中山大學的民俗學活動持續到40年代初期。其間，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戰時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陜北等，都有一些屬于民俗學方面的活動，并出版有民俗調查和學術研究的成果。
從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間，民俗學在中國的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基礎，但這種基礎對于一個新興的學科來講，還是相當不牢固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它沒有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占有穩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養學生等；其次，它沒有以此為生的學者，民俗學在中國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數都沒有成為民俗學家，或者本來就是把民俗學作為自己專業的副產品。如顧頡剛提倡民俗學最為用力，但終其一生始終是一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時期的民俗學會會長容肇祖后來也是以哲學、歷史而享譽學界的；至于北大時期的周作人、劉半農，中山大學時期的楊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學而立足于學界，后來對中國民俗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鐘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聞名于國內的，但他與其他學者不同，當時他已經立志要以民俗學為自己的學術目標。因此；我們認為，本世紀上半葉，民俗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開始進入中國，并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作為一門社會科學領域里的獨立的學科，民俗學在當時的中國還遠沒有成熟起來，以后要走的路程還很長很長。
1949年至 1979年的 30年間，本來就沒有顯赫過的民俗學更加寂寞。在這期間，由于社會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學中的民間文學受到特別重視，得到了突出的發展。民俗學研究的部分內容也在其他領域得到了應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與民族識別工作中，對于調查者而言，民俗學成為必不可少的知識，而民族的風俗習慣也成為識別區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標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學從呼吁恢復到學科地位的最終確立，又走過了20年的歷程。如今的中國學界，民俗學已經登堂入室，被確立為社會科學大家庭里面的一門獨立學科，民俗學專業人才的培養也步入正軌，民俗學的學術組織紛紛建立，民俗學的學術著作不斷面世，全國各地建起了許多規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館，民俗、民俗學、民俗文物這些過去不被人們所重視的名詞．現在也已經廣為人們所熟知。可以說，現在已經到了中國民俗學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黃金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