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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楊雪冬：風險社會考驗著各國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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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發和不斷反復 ， 凸顯風險的內生性、流動性、持續性、連鎖性等特征 ， 生動并殘酷地印證風險社會是一種全球性存在 。 新冠肺炎病毒 ， 作為一種不斷變異的高度不確定性 ， 沖擊著以國家為中心構建起來的現代治理體系 ， 現代治理體系的每一塊組合都有其弱點短板 ， 任何一個國家都難獨善其身 。 因此 ， 在全球范圍 ， 不斷出現局部疫情超出當地防控資源和能力 ， 引發治理超載 ， 進而治理失效的現象 。
【疫情|楊雪冬：風險社會考驗著各國治理體系】
疫情|楊雪冬：風險社會考驗著各國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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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覽各國的治理失效案例 ， 可以發現 ， 有五種不同導致失效的機制 。
第一種是有組織的不負責任 。 組織化是現代社會應對風險的基本方式 ， 為了應對不同的風險 ， 成立不同的組織、機構 ， 并劃定相應的管轄范圍 ， 明確具體的責任 。 然而 ， 組織、機構成立得越來越多 ， 相互區隔、各自為政的現象就越容易產生 。 面對越來越多來源不明、流動性極強的風險 ， 這些管轄范圍明確、各自負責的組織不僅無法獨立應對 ， 而且難以形成有效的合作 ， 甚至有的組織還會以強化“責任”的方式 ， 盡可能地將風險推卸給其他組織或個人 。
第二種是首要治理者的“甩鍋”傾向 。 風險是普遍性的 ， 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承擔起相應的責任 ， 但是一個國家、一個組織、一個機構的領導人則是應對風險的首要擔當者 ， 因為他可以利用組織的力量動員、整合治理資源 ， 領導集體行動 。 遺憾的是 ， 我們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個西方國家 ， 看到的卻是各種形式的“甩鍋” 。 一些政治家為了獲得選票 ， 相互攻訐 ， 國家領導人為了樹立自己的“正確”形象 ， 信口開河 ， 力圖從中獲得個人政治上的最大收益 ， 置全國乃至國際上的疫情合作于不顧 ， 把疫情發生、蔓延的責任推卸給地方、專業部門、媒體 ， 甚至是國際組織和其他國家 。
第三種是假消息泛濫 。 重大風險來臨 ， 必然引發社會性恐慌 ， 關于風險來源、發展、應對的各種假消息滿天飛 ， 既造成恐慌的升級 ， 引發更多的行為失序 ， 也會嚴重影響治理措施的有效實施 。 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 關于新冠病毒的來源有多種假消息 ， 有的甚至將其歸因于5G設施 ， 在英美等國出現破壞5G基站的瘋狂舉動 。 互聯網為假消息的泛濫提供了更便利的條件 ， 局部的恐慌也迅速引發更大范圍的假消息 ， 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
第四種是社會信任的瓦解 。 一旦組織失效、領導人卸責 ， 那么社會群體之間的既有矛盾 ， 就會在恐慌中被進一步放大 ， 一些感染個體受到歧視 ， 社區內部出現相互猜疑 ， 個別弱勢群體受到沖擊 ， 社會關系產生撕裂 。 這不僅削弱疫情防控中社會自組織的能力 ， 而且造成不同社群之間的隔閡對抗 。 在美國等國家 ， 疫情加劇了種族主義、排外主義 ， 少數族裔的社會處境惡化 ， 并時常受到白人各種形式的指責和攻擊 。 在國際方面 ， 國家間的信任關系遭受重大挫傷 。 美國不僅惡意攻擊包括中國在內國家的疫苗援助 ， 而且公開指責承擔協調國際合作的世界衛生組織 ， 這造成疫情防控無法達成有效的國際合作 ， 并嚴重遲滯了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援助 。
第五種是個人非理性的“自救”行為 。 每個個體都會暴露在風險之中 ， 當他們無法從國家、組織、社會伙伴那里獲得有效回應、有力支持時 ， 他們就會尋求自救 。 他們對于風險的知識越不足 ， 信息越偏頗 ， 采取的行為就會越非理性 。 因此 ，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 ， 各國都出現各種非理性的“自救”行為 ， 比如用高度烈酒、消毒水 ， 乃至各種迷信手段來防治新冠病毒 ， 造成多種衍生悲劇 。 互聯網在某種程度上為非理性“自救”行為的擴散、相互效仿提供了條件 。 這些行為又進一步加劇了假消息的泛濫和社會信任的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