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參考文苑 | 糖的政治力量:從歡愉到統治( 二 )


【文苑|參考文苑 | 糖的政治力量:從歡愉到統治】如果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 , 制糖的受益者“主要是富人” , 那么到了18世紀 , 糖便成了一種日常消費品 。
后來 , 甘蔗種植者和甜菜種植者之間為糖開戰 , 這其實也是一場思想之爭 。 有些人捍衛奴隸制;其他人則支持通過科學創新改善人類命運的進步主義 。 1848年 , 法國廢除奴隸制標志著甘蔗種植者的落敗 。 19世紀的歐洲開始大規模種植甜菜 , 這不僅塑造了新的格局 , 也開啟了法國資本主義史上的一個新時代 。 盡管如此 , 甘蔗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糖源 。
利益鏈條
當時 , 歐洲和美洲都出現了巨型企業和壟斷企業 , 形成了強大的游說集團 , 它們那套將私人利益與政治決策緊密結合的手段延續至今 。 在鏈條的另一端 , 糖成為英國工廠工人卡路里攝入的主要來源之一 。 用美國人類學家悉尼·明茨的話說 , 這是一種“讓無產階級上癮的食物” 。
皮埃爾·多克指出 , 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 , 糖的攝入量“以驚人的速度”增加 。 在法國 , 每年人均攝入量從1860年的大約5公斤增加到1900年的20公斤 , 如今達到了35公斤的峰值 , 是世衛組織建議值的四倍 。 美國人的攝入量是建議值的兩倍 , 巴西人和澳大利亞人的攝入量分別高達60公斤和50公斤 。 像日本和中國這樣的國家 , 人們的糖分攝入相對較少 , 但在過去幾十年依然有所增加 , 例如中國人均年攝入量達到10公斤 。
最富有的人正在與糖告別 , 而糖的危害正在影響最貧窮的社會階層 。 “我們看到了價值觀的反轉:以前不配吃糖的人現在有可能在暴食 。 ”保羅·阿里耶斯表示 。
在這種變化當中 , 毫無疑問存在一個顯著事實:私人利益和跨國集團的影響 。 “它們已經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 。 ”保羅·阿里耶斯指出 , “借助市場營銷 , 它們已經成為食品推薦官 , 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將游戲規則強加給了統治者 。 ”
“由于糖存在于整個食品生產鏈 , 所以出現了各種各樣和涉及各個層面的壓力 。 ”非政府組織歐洲企業觀察組織的活動負責人尼娜·霍蘭說 , 她正在布魯塞爾調查游說集團在歐洲層面的影響 。 該組織在2016年發布的一份報告中列出幾十個游說集團:“它們的利益不盡相同 , 因為生產商代表和制造商都希望獲得合理的價格 , 而有用糖需求的公司則以各種形式組織起來 , 以確保價格盡量便宜 。 但最終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目標:盡量多賣糖 。 這就是他們走到一起的原因 。 ”
“認為吃糖不好的觀點是最近才出現的 , 但從很多方面來看 , 糖一直是有害的 , 但我們依然愛它 。 ”歷史學家詹姆斯·瓦爾文指出 。 奴隸制廢除近兩個世紀后 , 在愉悅的味蕾和腐敗的權力之間 , 糖的甘甜中依然存留濃烈的苦澀 。 (張百慧譯自2021年12月24日法國《世界報》網站文章 , 原題為《糖的政治力量:從歡愉到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