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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參考文苑 | 糖的政治力量：從歡愉到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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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網1月30日報道 （文/克萊爾·勒格羅）
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連帶效應之一：在法國 ， 從全國封鎖之初到2020年5月底 ， 糖的銷量暴漲30% 。 對于“糖荒”的恐懼無疑在這場哄搶中發揮了作用 。 但是 ， 法國第戎味覺與食品科學中心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 ， 這一時期還促進了所謂的“情緒化進食” ， 特別是在兒童當中 。 在我們閉門不出的封鎖生活時期 ， 很多人用私房自制甜點那份撫慰人心的甜蜜來湮沒自己世界末日臨頭般的焦慮 。
糖 ， 作為危機時期的保值產品、節慶聚會中的必備調料 ， 或者說僅供獨享但偶爾與罪惡感為伴的快樂 ， 它以自己的方式講述著人類歷史中的私密篇章 ， 包括他們的歡愉和憂傷、恐懼和希望 。 糖和谷物一樣 ， 貫穿了幾個世紀 ， 將人民的歷史、帝國的暴力以及一場以糖為主角的全球化 ， 描繪得淋漓盡致 。
富人專屬
我們最遙遠的祖先便是甜食的狂熱愛好者 ， 大猩猩與我們有一樣的嗜好 ， 或許是因為甜味于它們而言代表著能量 。
舊石器時代的人就已經知道糖有多種來源：蜂蜜 ， 樺樹、洋槐、楓樹等樹木的汁液 ， 花朵和水果中的糖分 。 后來 ， 這些知識逐漸被遺忘 ， 人們只記得蜂蜜 。 在法國政治學家保羅·阿里耶斯看來 ， “最富裕的人之所以搜刮蜂蜜 ， 或許正與稀缺性有關” 。 因此 ， 作為快樂之源的蜜糖很早就成了大部分古代社會中象征權力的社會標志和政治宗教籌碼 。
在古代 ， 社會和政治階級通過飲食藝術得到體現：最富裕的人因食用蜂蜜而區別于眾人 。 在蘇美爾人和巴比倫人最早建立的城邦中 ， 蛋糕被供奉給神靈 。 在古代中國、印度、古希臘、埃及的醫學和藥典中 ， 蜂蜜同樣是一個繞不開的元素 。 至少500種由蜂蜜制成的藥膏、膏藥和飲劑被列入名冊 ， 幾乎包治百病 ， 包括性疾病、喉嚨痛、傷口或者眼疾 。
直到十字軍東征時期 ， 歐洲人才發現中東地區的甘蔗 。 法國經濟學家皮埃爾·多克表示 ， 從12、13世紀開始 ， 歐洲的醫書和食譜開始提到蔗糖 ， 但“它當時并未被當成食物 ， 而是通過藥劑師以極少的量出售” 。 直到文藝復興時期 ， 糖一直被當作藥物 ， 同時也被富人家庭用作珍貴調味品 ， 因為能給飲料和偶爾太過腥臭的肉菜提味兒而備受推崇 。
血腥味兒
從14世紀開始 ， 歐洲富人們對甜味帶來的歡愉趨之若鶩 ， 從而助推了與制糖直接相關的奴隸制的發展 。 最初被葡萄牙人在圣多美島上試驗過的種植園經濟被出口至巴西 ， 接著先后在小安的列斯群島和大安的列斯群島落地 ， 隨后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 。 “制糖和奴隸制互為依托 ， 繼而發展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模式 ， 一種新的生產范式 。 ”皮埃爾·多克說 。
“這是一場悲劇的開端 ， 而美洲地區 ， 特別是馬提尼克島、瓜德羅普島、圭亞那和海地 ， 至今沒有完全擺脫這場悲劇 。 ”歷史學家讓-皮埃爾·勒格洛內克說 ， “糖與資本主義的崛起和種族概念的出現結成‘地獄聯盟’ ， 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解釋近代美國社會的演變 。 ”
評論作家伊麗莎白·阿伯特說 ， 三角貿易把非洲奴隸變成“制糖機器” ， 他們在美洲種植園的“使用壽命”平均只有7年 。 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服務對象便是采掘主義 ， 以及為實現帶有血腥味兒的批量生產而誕生的種植園里的單一作物——糖 。
讓-皮埃爾·勒格洛內克說：“制糖廠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資：機器、庫房、專業制糖師 ， 尤其是大量的奴隸 ， 因為種植甘蔗所需的苦力勞動要比種咖啡豆和棉花多得多 。 在圣多明各和牙買加 ， 一個甘蔗種植園需要200到300名奴隸 ， 而咖啡豆種植園需要5到10人 ， 棉花種植園需要20人左右 。 制糖需要投入的資本之多在當時的歐洲前所未見 ， 但投資回報也大得驚人 。 ”因此 ， 甘蔗很快便取代了其他作物的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