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的標準應該基于經濟、社會、醫學等等的綜合考量 。 由于新冠疫情形勢已可以分成“中國”與“外國” , 評估經濟得失要包括國內外循環 , 變得非常復雜 。 即使只看醫學方面 , 也要考慮呼吸系統傳染病帶來的總體壓力、死亡人數的社會承受力、后遺癥的影響等等 , 絕非新冠PK流感就能概括 。
值得一提的是 , 盡管被歸為新冠后遺癥的傳言、報道很多 , 但目前還沒有發現學界公認的嚴重后遺癥 。 患者如果得小兒麻痹癥致殘了 , 可以定傷殘等級 , 對社會生產、保障帶來的影響 , 也有比較成熟的衡量方法 , 但新冠最多的后遺癥只是乏力、氣喘、疼痛 , 很小部分的患者據稱有認知障礙等 , 準確評估這些癥狀對社會的影響并不容易 。
而且 , 很多研究其實基于前期“更猛”的毒株 , 對奧密克戎的后遺癥研究仍不充分 。 但目前也沒有跡象表明 , 這個更弱的毒株 , 反而會產生更強的后遺癥 。
第三 , 放開管控很可能是個動態過程 , 過于注重新冠和流感的“靜態”數據比較 , 反而容易誤事 。
新冠的一大威脅是醫療資源“擠兌” 。 即使“后疫情時代”呼吸系統傳染病的各方面組合落在前面所說的“可接受范圍”內 , 成為一種“新常態” , 但只要在從目前的“管控常態”向“新常態”轉換時舉措失當 , 依然可能造成部分地區醫療資源“擠兌” , 導致不必要的損失 。
跟蹤當前及未來主要流行毒株在占據優勢地位后的致死率、重癥率、住院率等數據固然重要 , 也要關注它們在蔓延過程中 , 對重癥率、住院率的影響 , 才能更好地制定動態策略 。
進一步地 , 建模者是否能夠深入理解中國大城市、中小城市、農村社會在生活方式、醫療資源上的不同 , 對新冠在不同地區的傳播和“醫療擠兌”風險做出比較準確的估計 , 是頗具挑戰的“技術活” 。
能落在中國“可接受范圍”的毒株目前還沒有出現 , 如果哪天出現了 , 主要數據也在國外 , 如何獲得準確數據?如何在模型中對接上中國國情?
【社會|岑少宇:談新冠,別再總盯著流感了】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 但如果這方面的工作沒有做好 , 那么為求保險 , 也就不得不進一步延后放開管控的時間 。 這些都遠遠超出目前輿論中常見的新冠與流感的數據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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