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新冠疫情下的醫療社會史新著：重探身體、疾病、疫苗與藥物疫情|歷史|社會史|新著|研究

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傳染病、疫苗、公共衛生等詞頻頻出現于公眾視野，國內國際疫情成為民眾的日常話題，醫療社會史也成為學界熱烈討論的研究領域。新冠疫情之下，醫療社會史研究領域成果頻出，涉及藥品、醫療、國際衛生合作等眾多議題。上海大學國際禁毒政策研究中心撮其要者，簡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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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Blume, Immunization: How Vaccines Became Controversial,
Reaktion Books, 2021. （《免疫接種：疫苗是如何引起爭議的》，推薦人：Arnab Chakraborty）
疫苗的成功研發和大眾接種，是應對疫情的重要措施。對當前問題的關切，使得學者對歷史上的疫苗問題再做探究。斯圖亞特·布盧姆（Stuart Blume）的《免疫接種：疫苗是如何引起爭議的》一書從疫苗問題切入，剖析現實社會的弊病，圍繞“疫苗”和“爭議”兩個中心展開敘述。布盧姆認為，全球化進程和人們的醫療需求未得滿足這兩個現實侵蝕了人們對疫苗生產和供應機構的信心。布盧姆還講述了免疫實踐的歷史，從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羅伯特·科赫（Robert Koch）等早期先驅的工作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建立和基因工程的引入。免疫接種暴露了公共衛生當局政策的局限性，布盧姆對他們應當如何恢復人民對疫苗的信心做出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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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an-Paul Gaudillière, Claire Beaudevin, Christoph Gradmann, Ann M. Lovell and Laurent Pordié (eds), Global Health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a Changing Regime of Governa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20. （《全球衛生與世界新秩序：以歷史學和人類學路徑改變治理制度》，推薦人：黃運）
應對新冠疫情，需要世界各國的通力合作。根據2021年8月5日《新冠疫苗合作國際論壇聯合聲明》，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應秉持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理念，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團結協作應對疫情挑戰。讓·保羅·戈迪利埃爾等人所編《全球衛生與世界新秩序：以歷史學和人類學路徑改變治理制度》一書，以多樣視角審視了從國際衛生到全球衛生的轉變。參與該書寫作的既有歷史學家，也有人類學家。他們分析了為何近些年出現“干涉他者生活”這一新的闡釋模式，以及為何這一模式的出現模糊了舊有的“南”“北”國家之分。該書作者認為，全球衛生計劃不僅顯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衛生”運作模式的退卻，而且新模式使得所謂“全球衛生” ，不再局限于傳染病和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衛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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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冠疫情下的醫療社會史新著：重探身體、疾病、疫苗與藥物】Bharat Jayram Venkat, At the Limits of Cur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21.（《治愈之限》，推薦人：王聰）
新冠病毒變異株德爾塔（Delta）和奧密克戎（Omicron）的流行使得一些民眾開始思考原先注射的疫苗是否徒勞無益，也反映了傳染病防治的難度之大。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巴拉特·文卡特在其所著《治愈之限》一書中指出，疾病“治愈的歷史”未必單純意味著疾病終結的歷史。 20世紀50年代，一個國際研究小組在印度馬德拉斯（Madras）證明了抗生素對治療肺結核是有效的。但僅僅半個世紀后，人們開始擔憂耐藥菌株的影響，這是否意味著已經被證明可治愈的疾病又變得不可治愈？通過使用醫學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探討“治愈”與“不可治愈”背后的深層含義。《治愈之限》一書橫跨殖民時期到后殖民時代，在對鄉村、監獄與研究試驗和臨床接觸的考察下，描繪了療養院、旅行療法和抗生素奇跡及其失敗的故事。如果治愈被視為終結（疾病、治療和更普遍的痛苦），該書作者文卡特所提出的“想象治愈”無疑為理解抗生素療效減弱的現實提供了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