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等級示意圖:古代科舉都考什么，只考八股文嗎 _科舉制度等級示意圖

唐代科舉考試看重詩賦，廣大讀書人為參加科舉，鉆研辭章文字，因此唐代詩歌極度繁榮，卻也形成了讀書人雕琢文字不求實際的風氣科舉制度等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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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統治者們已經注意到了這種風氣的弊端，因此逐漸在科舉考試中提倡重視經義與時務，希望以此選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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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宋真宗曾經對宰相王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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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茍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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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舉的諸項考試中，策問考察的是被試者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在改革科舉制度時，宋代的統治者們往往對策問表現出極大的重視，策問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程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宋仁宗時期，策問一度成為決定士子能否通過考試的最重要的科目。到宋神宗時，策問在殿試成為僅有的考試項目，可以決定士子們最終的命運，其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和對知識分子的導向作用更是不容忽視。宋史載宋神宗熙寧三年的殿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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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于以詩賦取人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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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重視可以選拔出實用人才的策問。從這以后，殿試考策問就成為了定制，其考題也多直指當時的現實問題，如《宋會要輯稿》記載了熙寧九年的殿試策問題目，考察的是如何解決當時社會生活中民生和國策的實際問題：
士亦知所學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輒流亡莩踣，而蠻夷之驕悖未艾也。朕聞先王之為民也，有禮以道之中，有樂以道之和，致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本數末度，宜有可考而復用者，其詳為朕言之無隱。
以后歷次殿試策問考察的基本上都是類似的實際問題。殿試考察策問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南宋。殿試是科舉考試的最后一關，也是皇帝親自考察士子的考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性，殿試對策問的重視是一個風向標，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希望通過科考選拔到真正的治國安邦的人才的愿望。
有宋一代，雖然策問的地位幾經變化，但始終具有重要性，發揮著決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
宋初至嘉祐時期，策問一直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詩賦。自嘉祐時起，策問和論逐漸超過詩賦，成為了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貢舉后，考校的原則為“經義、論策通定去留”，策問失去了作為衡文去取主要依據的地位。元祐分科之后，試策始終處于定等分高下的相對次要的位置。
宋代科舉對于時務的重視也反映在了當時書籍的刊行上。宋代的出版業進入了一個相對發達的時期，而何種書籍流行會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由于宋代科舉的內容相當廣泛，不僅考察經義和詩賦，還重視考校士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求讀書人了解種種客觀規律，掌握各種自然及社會知識，所以，當時那些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在宋代書籍市場上非常流行。這些類書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涉及各個領域的社會知識及自然知識，從帝王世系到草木魚蟲無所不包。其他與科舉有關的用書，如律令、兵法、醫學、書畫、歷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書目反映了當時的科舉考試對于時務的重視，也表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研究各種自然、社會知識。
明代科舉則與宋代科舉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是否重視時務上。
看上去明代科舉也兼顧了經義與時務，如鄉試、會試皆考三場，第一場考四書五經的經義，二場考論、判、詔、誥、表等公文的寫作，三場考經史時務策等，殿試也只考策問。
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清楚地認識到官員必須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實學，具體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場所試的論、表、策等，有的士子雖經義不佳，但如果論、表、策等答得好，一樣可以通過考試。
但是這樣的取士原則并沒有貫徹下去，早在永樂年間，官方編纂了《四書五經大全》，已經開始限制科舉考試內容，于是科舉考試出現了由兼顧經義與時務逐漸轉向只重視經義的趨勢，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后隨著八股文的成熟，科舉考試演變為獨重四書五經，以至于顧炎武感嘆說：
（《四書五經大全》頒布后）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
明代科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時期，專門表達對四書五經經義理解的八股文發展成熟，進而出現了專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理念和考試方法。八股文的特點是寫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只要嚴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闡發四書五經的經義即可。
明代科舉考試由重經義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了實際考試中偏重首場的傾向，考官只看首場的八股文寫作，二、三場的考試淪為無足輕重的形式。因此《明史》對明代科舉有這樣的記載：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明朝科舉重經義八股輕策論時務的情況也反映在當時的出版業上。八股文的內容與形式都被嚴格限定了，這就意味著參加考試的讀書人可以預先猜測題目并做好準備，甚至可以背誦他人文章以應付考試。逐利的圖書出版商看到了商機，大量出版科舉范文以供士子背誦。嘉靖以后，大量為應科舉考試之需的坊間時文充斥舉場內外，史載嘉靖朝：
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輕省迴照，誠然過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
當時的讀書人除朱熹的注解經義之書外，其他類書目一概無需讀，甚至連歷代政府均極力倡導閱讀的史部類書目也棄之如敝帚。這與宋代各種類書流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只看八股文必然導致汲汲于科舉的讀書人們只重視四書五經而摒棄其他一切學問。艾爾曼在《晚明儒學科舉策問中的“自然之學”》一文中指出：
科舉程序固定化的巨大重心仍使精英專注于強調道德哲學和書本價值的新儒學課程，離專業化或技術研究更遠。人們認為，像法律、醫學及數學等技術方面的內容在唐宋科考中并不罕見，但在明代科考中卻不復存在。……在明清兩代（1368-1911），儒學化的官員以沉浸在經年苦讀宋儒的四書五經注釋和官史及以書法為基礎的道德價值中洋洋自得。
【科舉制度等級示意圖:古代科舉都考什么，只考八股文嗎】因此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再重視對自然規律的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