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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疫情時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隱瞞、歧視……對抗背后的新冠“病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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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疫情時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隱瞞、歧視……對抗背后的新冠“病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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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恩泉 / 成都醫學院教授、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員
在多國疫情“再現高峰”之際 ， 新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的出現令人擔憂 。 新冠疫情暴發至今已兩年 ， 雖然世界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 ， 但由于病毒持續變異、國別差異等原因 ， 國外持續高發 ， 國內多點散發 ， 預計與新冠疫情的斗爭短時間還難以結束或不排除疫情反復 。 從醫學科學角度來看 ， 落實“早預防、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措施 ， 仍是阻斷病毒傳播最現實有效的科學選擇 。
在快速阻斷新冠病毒傳播的過程中 ， 旅居者、密接者等疑似感染者和感染者的“主動報備”是早發現的一個必備前提 。 因而各國各地的疫情防控均通過公告、引導等方式要求高風險群體報備 ， 且對隱瞞者施以懲罰 ， 但實踐中仍不時出現隱瞞、逃離甚至逃跑事件 ， 各地“0號病例”輕則被調侃、重則遭網暴 。
流調窺私顧慮、隱私泄露擔憂、病恥感困擾等成為個人主動報備的“阻力” ， 社會應該如何共同努力 ， 減輕這種疫情防控的“阻力”？無論從人類文明發展還是現實需求來看 ， 都是必須正視的重大問題 。
什么是疾病污名化與患者病恥感？
“污名”（Stigma）源于希臘語 ， 最初是一種不光彩的、帶有貶低和歧視意味的身體記號 。 1963年 ， 戈夫曼在《污名：受損身份管理札記》一書中 ， 對“污名”進行了概念化描述將其定義為“個體受到貶損的一種屬性” ， 污名是社會規則或秩序建構出來的越軌標簽 。
當具有不可確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現時 ， 出于恐懼與自我保護的社會心理 ， 對疾病進行污名是一種群體應激反應 。 戈夫曼提出三種污名化的類型：一種是對身體殘疾的污名；一種是與對個體特征的認知有關；第三種則是對種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型污名 。 第三種形式的污名 ， 對于一個家庭、部落、某個群體中的所有人無差別地進行身份攻擊 。
Stigma這個詞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領域較多譯為“病恥感” ， 故而與疾病相關的污名化也稱病恥感 ， 以流行病、傳染病、精神類疾病最為常見 。 通俗理解 ， 病恥感就是疾病污名社會泛化和自身內化后形成的 ， 以疏離、貶低、異化、排斥、否定、偏見為標簽對待特定疾病和病人及自身的心理狀態 。
人類的歷史充滿了共同性疫情的傳播 ， 對疾病的歧視和污名古來有之 。 1347年至1353年 ， 被稱為“黑死病”的鼠疫肆虐歐洲 ， 2500萬人被奪去生命 。 當時許多歐洲人將“黑死病”的傳播歸罪于某個群體 ， 導致歐洲人眼中的“異類”——猶太人被整體污名化 ， 成為這場瘟疫的替罪羊和受害者 。 1918年 ， 西班牙的名字就曾和一場疫情相關聯 ， 即后來的“西班牙大流感” ， 2012年最先發現于沙特的感染冠狀病毒MERS-CoV病被稱為“中東呼吸綜合征” ， 均明顯帶有地域歧視污名現象 。 上世紀20年代 ， 麻風病患者被送往“營外”獨居、“遷癘所處之” ， 與外界隔絕 。 這本是一種自我犧牲 ， 理應受到社會的尊重 ， 但事實卻是麻風病患者背負著“棄民”“囚犯”等污名 ， 深受社會排斥 。 據鄧拓在《中國救荒史》的不完全統計 ， 歷史上中國發生疫災的次數為：周代1次 ， 秦漢13次 ， 魏晉17次 ， 隋唐17次 ， 兩宋32次 ， 元代20次 ， 明代64次 ， 清代74次 。 疫災的發生逐漸增加并呈加速度發生的特征 。
與13世紀相比 ， 人類社會發展早已進入新的階段 ， 但污名化與病恥感的魅影從未遠離 ， 新冠病毒流行期間同樣如此 。 去年3月2日 ， 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在日內瓦的新聞發布會上提出 ， 新冠肺炎在中國境外的確診數量在過去24小時是中國境內的9倍 。 新冠肺炎已經開始具有全球蔓延的危險 。 他還特別強調 ， “說實話 ， 相比病毒自身 ， 污名化是最危險的敵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