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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疫情時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隱瞞、歧視……對抗背后的新冠“病恥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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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疫情時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隱瞞、歧視……對抗背后的新冠“病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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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2日 ， 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博士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媒體通報會上說 ， 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敵人 ， 污名化才是 。
譚德塞所擔憂的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污名化” ， 就是戈夫曼所提出的第三種形式的污名 ， 它“以病為名”對他人進行標簽化、符號化 ， 為區別對待甚至歧視他人獲得“合理”“文明”的符號資本 。 隨即“應驗”的是 ， 在譚德塞發表這個講話的第二天 ， 英國便報道了新加坡籍學生在倫敦被毆打的新聞 。
涉嫌污名化的新聞報道中 ， 國家也不免成為受害者 。 法國一家漫畫雜志曾以“黃禍已至 ， 擋之晚矣？”為封面漫畫主題 ， 刻畫所謂“中國人占領巴黎”的一個街頭即景 。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 無論英國、美國、澳大利亞還是印度、盧旺達等地 ， 從隔離中心甚至治療中心逃離的感染者和疑似感染者并不鮮見 。 甚至英國首相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也被拍到從首相官邸后門匆匆跑步離開 ， 而當時英國首相約翰遜已經宣布自己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
隱瞞、逃離、網暴、歧視與深層動因
盡管人們對新冠病毒有一定的科學認識 ， 但是對于來自疫區的個體、密切接觸者、疑似患者、確診患者甚至康復者等仍有刻板化印象 ， 將其與病毒聯系起來 ， 認為是其過錯行為和習慣造成了健康危險 ， 并對他人帶來不便和危險 ， 故而常對其進行語言侮辱、行為攻擊、漠視或拒絕幫助 ， “拒絕、圍堵、騷擾、謾罵、諷刺、挖苦”等事件高頻率發生 。

社會|疫情時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隱瞞、歧視……對抗背后的新冠“病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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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諸過往媒體報道 ， 疫情以來 ， 因確診而被網暴的事件曾多次發生 。
有研究發現 ， 相關個體或群體會因污名化的困擾 ， 對社會身份、自我概念產生負面影響和社會規避行為 ， 包括情緒上抑郁、焦慮 ， 加深公共污名的自我感覺和體驗；行為上為了逃離歧視性環境而隱瞞病情、接觸史 ， 甚至拒絕隔離、不愿意承認病癥從而放棄科學治療 。 而選擇逃避行為不外乎這幾種考慮：擔心被隔離給生活帶來不便 ， 影響工作收入甚至失去工作；對疾病和醫療的不了解產生疑慮和不信任；對防控措施不了解、不信任、不放心的恐懼；對病毒認識不足 ， 心存僥幸 。
不難發現 ， 現實中出現的隱瞞、逃離現象有著深刻的疾病、心理、社會原因 ， 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概莫能外 。 《疾病的隱喻》描述了疾病如何在文化意義上被進行隱喻性使用 ， 從身體的一種病 ， 轉換成道德批判的過程 。 在新冠疫情期間 ， 衛生科普廣泛宣傳 ， 講衛生、勤洗手 ， 保持合適的社交距離是有效的防護方式 ， 因而感染者可能被認為是與沒有勤洗手 ， 或者不講衛生有關 。 還有一些人員被貼上了地域、飲食習慣等標簽 ， 比如疫情初期 ， “吃野味”致病毒傳播的消息甚囂塵上 ， 以致于感染者被認為因“錯誤的價值選擇”而患病 。 病恥感不僅來源于外界 ， 也會通過感染者內心世界被強化 ， 有無癥狀感染者在傳染了父母親友后 ， 自述“內疚與自責” ， 這就是典型的自身內化 。
社會關懷是緩解病恥感的一個有效途徑 ， 但現實往往截然相反 。 作為疫情防控中緊密相連的環節 ， 一個病例確診后 ， 流調軌跡將被迅速公布 ， 這本是疫情防控中的一項基本工作 ， 因為流調越詳實 ， 軌跡越精準 ， 越有助于社會防控 。 但在網絡的放大下 ， 流調軌跡往往也成為窺伺的后窗 ， 私人生活被公眾津津樂道 ， “毒王”之類的稱呼也讓當事人心理負擔巨大 ， 且不說還有一些環節由于法治意識缺乏 ， 導致病人姓名、手機號等被泄露 ， 進而遭遇直接網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