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首頁 > 生活雜燴 > 健康養生 > >

回顧2021，展望2022，范建高教授全面盤點脂肪肝相關肝癌領域研究進展( 二 )


來自亞洲的數據顯示 ， NAFLD患者肝病負擔及其相關肝硬化和HCC亦在不斷增多 ， 但鮮見我國NAFLD相關HCC流行病學數據 。
埃斯特斯（Estes）等基于肥胖和糖尿病的發病趨勢 ， 采用動態Markov模型預測美國NAFLD相關HCC年發病人數將從2015年的5160例增加到2030年的12240例 ， 增長幅度達137% 。 該團隊通過此模型預測 ， 2016—2030年 ， 中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等其他國家NAFLD相關HCC患者數量將增加47%~130% 。
NASH是全球上升速度最快的引起HCC的慢性肝病 ， 2030年全球NASH相關HCC發病率將比2015年大約增加150% 。 當前HBV和HCV相關HCC占比中下降趨勢 ， 預計到2030年NAFLD相關HCC將成為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HCC的主要病因 ， 這在女性患者中尤其明顯 。
臨床特征和危險因素
盡管大多數HCC都發生在肝硬化基礎上 ， 但部分沒有肝硬化的慢性肝病患者也會發生HCC 。 美國多中心研究報告顯示 ， 在2000年至2014年期間 ， 12%（605/5144）的HCC發生在沒有肝硬化的慢性肝病患者 ， 而在NAFLD中非肝硬化HCC比例大于肝硬化相關HCC（26.3%比13.4%） ， NAFLD是非肝硬化患者HCC最常見的病因 。 在NASH相關HCC患者中 ， 沒有肝硬化的比例高達20%~50% ， 而在丙型肝炎等其他慢性肝病患者中該比例在10%以下 。 NAFLD相關HCC患者就診時年齡比其他原因HCC患者大5~10歲以上 ， 好發于65歲以上老年人 ， 常合并心血管代謝疾病及并發癥 ， 而其HCC往往在更晚期才被確診 。 在調整HCC分期、肝纖維化分期、年齡和潛在共病等影響因素后 ， NAFLD相關HCC是否比其他病因導致的HCC更嚴重仍有待確定 。
男性、高齡、西班牙裔種族、吸煙、飲酒、肝硬化等是各種慢性肝病患者發生HCC的共同危險因素 。 對于NAFLD患者而言 ， 吸煙、少量飲酒、肝纖維化等均是HCC發生的危險因素 ， 其中肝纖維化分期是NAFLD患者總體生存時間和HCC風險最為重要的預測因素 。 NAFLD患者HCC發病風險隨著肝纖維化進展 ， 特別是肝硬化的發生和肝臟失代償而不斷增高 。 NAFLD患者肝病和全因死亡率都隨著肝纖維化程度的加重而不斷增高 。
眾所周知 ， 胰島素抵抗和代謝功能障礙是NAFLD的重要發病機制 ， 2020年國際專家小組提出將NAFLD更名為代謝（功能障礙）相關脂肪性肝病(metabolicdysfunctionassociatedfattyliverdisease,MAFLD) 。 超重或肥胖、2型糖尿病、代謝綜合征是NAFLD及其相關HCC的獨立危險因素 。 雖然肥胖會增加許多癌癥的發病風險 ， 但肥胖與HCC的聯系最為密切 。
近期有研究報道 ， 即使在不曾經歷過肥胖階段的瘦人NAFLD中 ， 仍有可能并發HCC以及心血管事件 ， 這些患者盡管體質指數正常 ， 但可能存在腹型肥胖、肌少癥性肥胖 ， 其實影像學證實的脂肪肝比體質指數判斷的肥胖更能預測代謝紊亂和腫瘤風險 。
與其他病因導致的肝硬化相比 ， 2型糖尿病與NASH肝硬化患者HCC風險增加有更強的關聯 。 在NAFLD和糖尿病患者中 ， 有效的血糖控制（糖化血紅蛋白下降）與HCC風險降低相關 。 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HCC風險的藥物包括二甲雙胍、阿司匹林和他汀類藥物 ， 而磺酰脲類藥物和胰島素的使用則有可能增加HCC發病風險 。
在NAFLD的發生發展過程中 ， 肝細胞脂肪變相關脂毒性、氧化應激、代謝性炎癥、腸道菌群紊亂和免疫監控功能受損、膽汁酸代謝異常等都可誘導肝細胞癌變 。 這些因素可以解釋在無肝硬化甚至無NASH的情況下NAFLD與HCC之間的內在聯系 。
包括PNPLA3、TM6SF2、GCKR和MBOAT等基因突變體的遺傳多態性與NASH及其相關肝硬化和HCC風險增加都密切相關 ， 而HSD17B13等基因多態性則與HCC風險降低相關 。 事實上 ， 這些易感基因的遺傳變異與胰島素抵抗、酒精濫用、HBV和HCV感染等患者脂肪肝和HCC風險增加都相關 ， 目前尚不清楚對NAFLD來說 ， 這些變異增加癌變的風險是否高于其他慢性肝病 ， 或者是否還存在其他基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 。 遺傳多態性改變僅占HCC風險的一小部分 ， 將遺傳變異或多基因風險評分與其他傳統危險因素結合到風險預測模型中 ， 僅可能部分改善其預測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