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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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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個人層面上感知到的焦慮 ， 還是社會結構意義上的焦慮 ， 都有著某種對于失序或出位的強烈感知和反應 。 而這正好表明人類對于“應當如此”的向往 ， 對秩序或在位的想象 。 對秩序的預期可以是航班按時起飛、快遞當天送達、商場正常營業……這種秩序可以是個人設定的、習以為常的 ， 也可以是社會文化所安排的、約定俗成的 ， 當然也可以是更為宏大的全球政治經濟結構的產物 。
與失序對應的是關于“不確定”的研究 ， 無論是針對doubts（某種信仰或信任崩塌所導致的懷疑） ， 還是uncertainty（人類所認知的、定義的或試圖控制的不確定） ， 都在試圖發現和理解當某種秩序被破壞之后人類的社會文化應對策略 。
正如學者常常論證的 ， 在風險中存在客觀和主觀的區分 。 客觀的風險可以是真實的威脅 ， 而主觀的風險則更多地基于文化的觀念、信仰 ， 甚至針對這種風險的知識和認知也是可以協商和改變的 。 基于這一本質 ， 所謂的失序和不確定可以既不完全是客觀的 ， 也不完全是主觀的 ， 而是在一個被認為有價值的東西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出現的 。
這種“不確定”與人們如何確認、感知、理解和控制風險的一系列觀念有關 。 比如 ， 我們的時間焦慮可能與“與時俱進”“只爭朝夕”的文化觀念有關；我們常常提到的住房焦慮、教育焦慮 ， 也許恰恰是因為住房和教育承載著我們認同的核心的內在價值體系——比如對家的依賴、“望子成龍”里隱含的對向上流動的期待……
當在追求這些核心價值時 ， 人們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和挑戰 ， 與此相關的焦慮也就不可避免了 。
“秩序”與對生活的“掌控”
唯一確定的是不確定 ， 與不安全共處是唯一的安全感 。 這也許是新冠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 。
讓人無處可逃的疫情使我們重新反思生活中的那些“確定” ， 并遭遇了更多的新的“不確定” 。 荷利在《你的“突發應激能力”已經耗盡——這是你感覺糟糕的原因》一文中提到 ， 生活在“新常態”之中的應對方法之一就是：接受不完美、降低對自己的要求 。 以前兩周能做完的工作 ， 現在花一個月才完成也沒什么；當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時候 ， 就給自己放兩天假 。
事實上 ， 這種焦慮和倦怠在成就高、成績好的人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 ， 也更難克服 。 而在時間的“懸置”之中 ， 我們也可以重新思考 ， 哪些價值是對我們最為重要的 ， 哪些又是可以被舍棄的？
顯然 ， 人類面對和應對不確定時的身體和心理反應既是個人的 ， 也是社會文化的 。 如何重建自身的“秩序” ， 如何重建社會對于“確定性”的需要 ， 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問題 。 正如那句著名的引文所說， Uncertainty is the only certainty there is, and knowing how to live with insecurity is the only security（唯一確定的是不確定 ， 與不安全共處是唯一的安全感） 。 這也許是新冠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 。
生活|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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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回到合宜的位置：在關愛中活下去
或許更為重要的是 ， 在指代深度關系的同時 ， “關愛”還是一個動詞 。 甚至可以說 ， 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或動作 ， 所謂關愛的合宜關系是根本不存在的 。
不過 ， 在新常態的情境下接受不完美 ， 降低預期 ， 并不意味著“放棄治療”“認命”“投降” 。 事實上 ， 這些描述雖然都是斗爭式的語言 ， 但指向的是戰敗之后的沮喪和絕望 。 長久以來 ， 我們已經習慣了這種“與天斗 ， 與地斗 ， 與人斗”的思考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