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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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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轉載于微信公眾號“信睿FM” ， 原文刊載于《信睿周報》第44期
2022年的春天 ， 我們仍然處于新冠疫情的長期影響之下 。 隨著深圳、上海等城市先后進入大范圍檢測和封控的緊急狀態之中 ， 最初的那種焦慮和恐懼仍舊普遍 ， 與此同時 ， 還有一種無以名狀的疲倦感 ， 在新日常中彌漫開來 。
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倦怠” 。 作為一個近兩年十分流行的詞匯 ， 倦怠既是一種個人感受 ， 也是醫學描述中的“突發應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狀態 ， 更是一個社會結構性的癥結 。 倦怠的背后 ， 是對秩序和確定性的期待 ， 以及優績主義的陷阱 。
焦慮是否一定是一個時代病癥或現代性問題 ， 我們難以確定 ， 但是我們大概可以確定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焦慮的時代 ， 一個焦慮無所不在、全面覆蓋、深度滲透的時代 。 這是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 。
焦慮是否一定是一個中國特色問題或發展階段問題 ， 我們也難以確定 ， 但生活于當下中國的我們大概也可以確定這是一個全民焦慮的時代：幾乎每個個體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類型的焦慮 。 而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更為關注的顯然是社會性的焦慮和結構性的焦慮 ， 尤其是其具體的生成機制和文化邏輯 。 確實 ， 焦慮的生成和強化有著其具體的社會性和文化性 ， 觀念性和處境性 。
一年多來 ， 因為新冠疫情 ， 我們被籠罩在一種全方位的焦慮和全新的不確定性之下 ， 習以為常的生活模式似乎也很難回到從前 ， 比如不戴口罩出門 。 在一個習慣了每天都有to do list（待辦事項） ， 年終要盤點總結 ， 去到每一個餐廳、景點、國家都要打卡的時代 ， 這種無法做（長遠）計劃、無法預知未來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生活無疑給習慣了全球化與流動性（無論是貨物、人員還是信息）的我們帶來了對不確定性的新體驗 。
我們對新冠疫情暴發初期的緊張、焦慮都不陌生 ， 無論是不停地刷手機、看新聞 ， 還是對身處其中的風險的切實恐懼；我們對發生如此大規模疫情蔓延的無助和恐慌也并不陌生 ， 無論是搶口罩、無數次地洗手 ， 還是需要就醫的等待及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病急亂投醫”；憤怒和悲傷也不少見 ， 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羅納托·羅薩爾多（Renato Rosaldo）所描述的 ， 悲痛之中隱藏的難以名狀的憤怒甚至足以使菲律賓的伊隆戈人去砍下敵人的頭顱……[1]
生活|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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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如何應對“疫情倦怠”？一個來自人類學者的建議】The Day of Shelly's Death
Renato Rosaldo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無以名狀的“倦怠”
在一個長期的疫情狀況下 ， 應激機制并沒有一個結束、恢復、重建的過程 ， 所以突發應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狀態就變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種“焦慮似的抑郁加上趕不走的倦怠”的復雜混合體 。
除了這些可以被“命名”的情感 ， 似乎還有許多無以名狀之物 ， 說不清的“累”“提不起精神”“無所適從”及“效率低下” 。 科學采訪人員塔拉·荷利（Tara Haelle）在一篇題為 Your “Surge Capacity” Is Depleted —— It's Why You Feel Awful(《你的“突發應激能力”已經耗盡——這是你感覺糟糕的原因》) 的文章里提到了一個醫學詞匯——Surge Capacity（突發應激能力） 。 其指代一系列心理和身體的應激系統在人類面對極端壓力（比如自然災害等極端狀況）下的短期生存機制——但自然災害往往在短時間內發生 ， 即使災后重建非常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