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漢：構建本土化的社會學理論( 二 ) _健康小知識

“事實是最好的證人，也是最有力的反駁者。 ”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為例，里面呈現的多是各類事實，少見李景漢的主張和觀點，但正是這些事實，使得這本書至今仍是認識那個時代華北鄉村最為重要的文本之一。也正是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李景漢得出了土地問題為農村的根本問題，要通過節育、移民、增加生產等措施來解決農村人口過密問題，中國農村不能走工業資本主義道路、要注重發展農村手工業及農民合作經濟等一系列理論灼見。晏陽初、梁漱溟、費孝通等眾多學者也將這些事實作為核心證據引用，進而提出自己的理論觀點。
李景漢從創造力、判斷力的培養等方面強調從實求知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人生的最大貢獻和價值是創造，但如果不善于讀書，非但不能提升，反倒削減了創造力，使自己的思想不知不覺跟著別人走。他認為， “我們處在大自然里與日常和社會的各方接觸，也可以說是在讀書” ，因為讀書的目的不外乎求知識、求真理，書不過是記敘事實的一種工具，從讀書中獲得的是古人的經驗、知識、心得，而社會調查則是自己直接從實踐中發現真理與事實。自己直接體驗出來的知識和思想，才是創造，才是真有生命的東西。
他還特別強調讀書必須要有判斷力，無論讀多少書，要能始終維持我們的主人地位，即思想自由、創造自由。他認為一本書有三個方面最值得注意：一是內容，須要完全真實，言之有物而不空洞；二是寫法，要清楚俐落，有條理；三是文字，要敘述得辭句生動。其中第一點為首要，為要達到真實的目的，即使犧牲了“寫法”和“動人”也在所不惜。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不是為調查而調查”
雖然癡迷于社會調查，但李景漢始終認為“如果只是為了調查而調查，最好不舉行調查，舉行調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 。他的志向是要把現代社會調查法與中國的實踐結合起來，切實反映中國國情，給立志改造中國社會的志士仁人們提供材料。具體來說，這種志向又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改造社會，即“使人們根據調查的結果來改善社會實際生活，解決社會問題，增進人類幸福”；二是推進社會學的本土化，建立一套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
出生和成長于風雨飄搖、民族危亡的時代，李景漢與那一代優秀知識分子一樣，懷有強烈的救世情懷和歷史使命感。他反對空喊口號，主張要“多用理智、少用情感” ，要先把現狀和事實搞清楚。他認為，中國實有其不可磨滅之固有精神與文化，只有通過細密的調查研究，才能認清中國之本來面目，保存和發揚其優點、美德，并鏟除其劣點、惡習，而不能停留于“舉凡不合某人之心或不合某派之意者，統在打倒之列” 。這樣看似熱鬧，但結果則是有打而不倒者，有不打而自倒者，有打倒而又起者，反而大受其罪。他主張要通過社會調查掌握事實，搞清楚何者確應打倒，如何才能打倒，打倒之步驟為何， “誰認清了現實，誰就是時代的主人、時代的向導；誰遠現實，誰就是時代的附庸、時代的渣滓” 。
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祝賀李景漢執教六十周年暨九十壽辰”座談會上，李景漢仍壯心不已，提出了中國社會學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設想。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就曾尖銳地指出“中國現在所用的社會學課本皆為洋文原本，或譯本，純為外國社會之材料”的問題，提出要立足于中國實際發展自己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他的社會調查，就為推進社會學本土化作出了杰出貢獻。這種貢獻，不僅僅體現在積累了大量本土的、系統的資料上，而且在于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農村發展、社會建設的一系列真知灼見，提出了一整套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調查方法。體現出中國社會學人最初的方法論自覺和艱辛探索，是中國社會學界的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