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出|參考文苑|視力下降讓我看得更清楚( 二 )


【敲出|參考文苑|視力下降讓我看得更清楚】我要告訴你們我新聞職業生涯中的一個秘密 , 一個預示著影響我余生的自我懷疑和怯懦的秘密:在我拿起聽筒給采訪對象打電話之前 , 我必須穩定一下自己的情緒 。 我得深呼吸幾次 。 我擔心自己問錯問題 , 或者沒有問對問題 。 擔心自己笨嘴笨舌 , 提問的方式讓人尷尬 。 如果我要采訪的對象頗有名氣或德高望重、資歷深 , 我就會被嚇倒 。 上午11點的采訪許多是在11點02分開始的 , 定于下午3點的采訪許多是在3點03分開始的 。 這并不是因為我馬虎拖延 。 這是因為我需要用這些額外的時間來進行深呼吸 , 這些時間非常寶貴 , 值得我為自己的延誤道歉 。
但我記得我是按時打給艾倫·克魯格的 。 我們在通話前來回發了幾封郵件 , 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態度讓我平靜下來 。 作為當時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經濟學家 , 克魯格曾在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治下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 他在提高最低時薪所造成的影響方面做了開拓性研究 , 他確定了這不會導致招聘減少和就業率下降 。
吸引人的是 , 他還利用數據得出了有關疼痛和幸福的結論 。 他發現 , 失業不僅僅會造成情緒困擾 。 尋找工作的男性還會提示身體上的疼痛 , 服用更多止痛藥 。 至于幸福感 , 根據他對調查數據的分析 , 增強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是與朋友共度時光 。 他經常參加社交聚會 , 克服工作一周后的疲勞 。
我2014年底找他交流 。 當時我正在寫一本書 , 討論美國人對普林斯頓大學等頂尖大學的情結 。 恰巧那年春天 ,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過客座教授 。 克魯格和數學家斯泰西·戴爾研究了大量上精英大學所產生的經濟效益的數據 , 他們認定這一經濟效益被高估了 。 克魯格的電郵信箱地址是公開的 , 所以我給他寫了封電郵 , 詢問他是否愿意與我在電話里聊聊這項研究 。 作為破冰話題和說服手段 , 我提到自己曾短暫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客座教授 。
他迅速回信說:“你隨時可以在我的課上講課!”他很樂意討論自己的研究 , 但他道歉說 , 當時不行 , 因為他在意大利 , 而意大利之行后 , 他會有幾天很忙 , 忙女兒大學畢業事宜 。 他問道:“我們可以約在下周三或周四談談嗎?這個時間會不會太遲了?”我清楚地感覺到 , 如果我說等不及 , 他肯定會想辦法配合我的時間 。
我告訴他 , 下周三我可以 。 后來 , 我們進行了交談 , 他太有禮貌了 , 太令人愉快了 , 太有耐心了 , 太棒了 。 他談到了我的書 , 那本書將于次年出版 。 每當我在新聞中看到克魯格的名字——我經??吹?, 因為他對采訪人員非常寬厚——一種溫暖的感覺油然而生;我甚至有點迷上他了 。 提及他的文章旁有時會配照片 , 那些照片顯示 , 除了才華橫溢和善良外 , 他還很英俊 。 有些人擁有一切 。
克魯格去世后 , 奧巴馬發表了聲明 , 回憶稱克魯格擁有“永恒的微笑和紳士精神——即使是在他糾正你的時候” 。 曾與克魯格一同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泰晤士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寫道:“我還算了解艾倫 , 但從未發現任何可能發生這種事的跡象 。 ”
接替克魯格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貝齊·史蒂文森發表了一連串推文 。 其中 , 她提到了克魯格對疼痛的研究 。 她寫道:“如今 , 我知道他也很痛苦 , 也許是為了轉移自身痛苦 , 他思考他人的痛苦 。 ”
她還說:“事實是 , 我們所有人的痛苦都比外界知道的多 。 ”(胡婧譯自2月15日美國《紐約時報》網站 , 原題為《視力下降讓我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