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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上觀18至19世紀|面對迄今殺死人類最多的傳染病，上海監獄如何管理患病犯人？( 二 )


為特殊罪犯當“擺渡人”
倪超觀察到 ， 和其他罪犯相比 ， 肺結核罪犯心理失衡、自我評價錯位的情況會更嚴重 。 這樣特殊的犯群 ， 除了生理上的治療 ， 還需要心理上的康復 。
“有時候咳嗽幾聲 ， 他們都擔心自己的病是不是復發了 ， 會很焦慮 ， 然后自卑、抑郁這些情緒都涌出來了 。 ”倪超說 ， “所以要注重思想教育 ， 讓他們保持樂觀心態 ， 科學認識病情 ， 堅持鍛煉身體 ， 積極努力改造 。 ”
楊歡五十多歲 ， 因毒品犯罪入獄 ， 曾經也是一名吸毒人員 。 他身患肺結核、高血壓、腦梗、冠心病等疾病 ， 身體底子差、刑期長、年齡大 ， 對自己的改造極度悲觀 ， 總說“我反正活不出去 ， 能過一天是一天” 。 2018年年末 ， 因病情反復 ， 楊歡在內科、傳染科輪換住院治療 ， 長達3個多月 ， 這讓他“改造無望”的情緒到達了頂峰 ， 對民警和醫生都沒好氣 ， 也不配合治療 。
在他住院期間 ， 倪超多次探視 ， 關心他的病情 ， 聽他偶爾會念叨兒子 ， 便找到了最大的“癥結”——家人 。 在與楊歡家里取得聯系后 ， 倪超告知了他們楊歡的近況 ， 并勸家屬通過信件、親情電話、會見等方式 ， 多鼓勵支持他 。 果然 ， 有了家人的關心 ， 楊歡的精神狀態好了很多 ， 也調整好心態 ， 不再患得患失 ， 積極配合治療 ， 爭取與家人早日團聚 。
本文轉自：上觀18至19世紀|面對迄今殺死人類最多的傳染病，上海監獄如何管理患病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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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男性罪犯相比 ， 女性心思往往更加細膩 ， 心理狀況也很需要關心 。 民警方妮娜對“三無犯”丁麗印象很深 。 所謂“三無犯” ， 指的是沒有匯款、沒有通信、沒有會見 ， 也就是完全缺乏家庭支持的犯人 。 丁麗家在西南山區 ， 六十多歲 ， 瘦瘦小小 ， 頭發花白 ， 總是一副很容易受到驚嚇的樣子 。
“沒有家人 ， 沒有文化 ， 也沒有錢 ， 她總覺得別人看不起她 ， 心理很脆弱 ， 再加上有結核病 ， 就更敏感 。 ”方妮娜知道 ， 丁麗從來沒有讀過書 ， 名字也不會寫 ， 為此她很自卑 。 其他犯人對她的病也有些介意 ， 即使丁麗好心幫別人洗碗或盛飯 ， 人家也會趕緊奪走自己的碗 ， 不讓她碰；丁麗又非常在意別人的看法 ， 別人說話 ， 她總會把自己帶入進去 ， 覺得人家在評論自己 ， 這就讓她更多疑 。
解鈴還須系鈴人 。 方妮娜以身作則 ， 從不“特殊對待”丁麗 ， 與她接觸時不會戴手套 ， 穿防護服 ， 表現得很自然 。 方妮娜也向丁麗同監舍的人科普 ， 所有新收的結核病罪犯入獄時 ， 都會先在監獄總醫院住院治療 ， 回到監區時 ， 病情已經處于鞏固治療階段 ， 基本不可能傳染其他罪犯 。 而且餐具都經過嚴格消毒 ， 不必心有芥蒂 。 “你們這個監舍每個人都是病人 ， 將心比心 ， 互相體諒一下吧 。 ”
丁麗也很聽方妮娜的 ， 與其擔心別人看不起自己 ， 不如證明自己不比別人差 。 她很要強 ， 不僅勞役積極 ， 在學習班也是最下功夫的 ， 會把新學的字詞反復抄寫很多遍 ， 認真標上拼音來記背 ， 時間長了 ， 她已經基本能獨立完成監區布置的作業了 ， 精神狀態也好了很多 。
監獄里的傳染病斗爭
方妮娜在監獄工作十幾年 ， 因為怕家人擔心 ， 從未提過自己工作中會接觸什么類型的犯人 。 倪超的女兒剛一歲多 ， 雖然他對監管工作已經非常熟悉 ， 有時甚至會忘了自己面對的是結核病犯 ， 但下班后 ， 他還是會在更衣室換好衣服 ， 回家多洗幾遍手再去抱女兒 。
“我很能理解青年民警的心態 ， 他們都很棒 ， 不過誰一開始都會怕 。 ”陳福林是二監區的元老 ， “60”后 ， 管理傳染病犯很有經驗 。 陳福林說 ， 青年民警有的孩子還小 ， 有的剛結婚 ， 有的才走出校園 ， 對他們而言 ， 對結核病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 。 “我們要在戰略上藐視它 ， 戰術上重視它 ， 現在二監區的相關機制已經很完善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