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安德魯斯和克羅達的假設 , 如果監獄是巴西的結核病流行延續的主要原因 , 那么公共衛生干預措施應該集中在那里 。 Mabud使用流行病模型來預測特定治療方法的成效 , 該方法將頻繁的結核病篩查與異煙肼預防性治療相結合 , 對發現的潛伏結核病患者進行治療 。 我們的小組估計 , 在十年內 , 監獄內的結核病發病率將下降80% , 監獄外的結核病發病率將下降40% 。
但是 , 最有效的干預措施當然超出了傳統公共衛生方法的范疇 。 “首先 , 非常重要的是 , 我們需要減少被監禁、拘留和在監獄里的人數 ,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和人權學者克里斯·貝勒在2017年的一次采訪中告訴我 。 “對任何人來說 , 監獄都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地方 。 ”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地方是解除監禁 。 事實證明 , 釋放囚犯并不是一種全新而陌生的流行病學干預措施 。 1999年 , 面對耐多藥結核病在監獄中不受控制的傳播 , 某國批準了大規模大赦 , 允許數千人提前回家 。 新冠大流行也讓人們了解大規模監禁的公共衛生風險 , 不僅僅關于被監禁者 , 也涉及整個社區 。 2020年 , 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召集了法律、醫學和公共衛生方面的專家 , 提出了降低監獄中過高新冠感染風險的策略 。 他們發現:“解除監禁是一項適當和必要的緩解戰略 , 機構可以通過納入懲教設施 , 來應對新冠的風險 。 ”
美國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進行了一些有針對性的犯人釋放 , 但毫不奇怪的是 , 它們往往使白人大幅受益 。 在1月份上傳到medRxiv(一個尚未經過同行評審的研究預印本庫)的一篇論文中 , 耶魯大學和東北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發現 , 由于這些釋放 , 2020年黑人和其他非白人被監禁者的比例急劇上升 。 作者寫道:“釋放中的偏見的最重要后果之一不僅是關于誰被釋放 , 而且是關于誰被留下 。 ” 美國公共衛生協會(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則主張“廢除監禁制度 , 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公正、公平的結構 , 促進公眾健康 。 ”
遺憾的是 , 目前幾乎沒有什么將廢除監禁作為控制結核病手段的勢頭 。 在其年度全球結核病報告中 , 世衛組織沒有將監禁列為一個風險因素 , 盡管在整個美洲 , 流行病學家所稱的監禁的“人口歸因比例”超過了吸煙、飲酒、糖尿病和艾滋病毒的比例 。 世衛組織也沒有公布每年感染結核病的被監禁者人數的統計數據 。 這種對個人風險因素的“執著”掩蓋了“使人們生病的機構和場所” 。 正如醫生和活動家Rupa Marya所觀察到的 , “對于我們在醫學上治療的大多數疾病 , 社會/環境問題比遺傳學更具預測性 。 那么 , 我們為什么要忽視它們呢?因為醫學是一個殖民實體 。 通過關注個人 , 我們繼續掩蓋了真正的病理所在 。 ”
布拉加的律師薩達告訴我 , 布拉加的案件是“過去十年中巴西刑事司法系統的階級和種族主義選擇性的最大象征之一” 。 在布拉加于2013年被捕后不久 , 直到2017年他生病 , 一個名為“為斐爾·布拉加·維埃拉爭取自由”(Pela Liberdade de Rafael Braga Vieira)的活動團體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抗議并發起運動 , 使他的故事在巴西全國聞名 , 并在國際上得到報道 。
2017年9月12日 , 他們的集體工作帶來了一個小小的勝利 。 巴西高級法院將允許布拉加轉為軟禁 , 以便他從結核病中康復 。 “這是一幅侵犯基本權利的荒唐畫面 , ”法院寫道 。
在像拉斐爾·布拉加·維埃拉(Rafael Braga Vieira)這樣的案件中 , (問題)達到了一個不同的水平 , 他符合該國囚犯一般特征: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黑人和年輕人在監獄里 , 忍受著國家不愿提供最低質量的公共服務帶來的苦難 , 即使對那些被剝奪自由的人來說 , 這些服務也是不可或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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