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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是美國掩蓋治理模式失敗的“精英共謀”( 二 )


到了拜登政府時期 ， 在今年5月下令美國情報機構介入“實驗室泄漏論”調查的時候 ， 情況進一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原先自由主義精英可以用特朗普和美國右翼作為美國疫情失控的擋箭牌 ， 但事實證明自由主義精英偏好的民主黨除了口頭表達有所改善之外 ， 也只會把所有的希望都賭在疫苗上 ， 并沒有別的辦法來實質性地管控疫情 ， 所以當疫情失控 ， 并且在自身執政能力乏善可陳的情況下 ， 只能再度將“實驗室泄漏論”作為唯一的救命稻草請回來 ， 請情報機構炮制謊言 。 不過 ， 相比特朗普時期那種比較粗制濫造的思路 ， 現在出現了更多的詭辯邏輯 ， 基本特點有些類似美國國內將“上帝造人”的說法套上所謂“智能設計”（Intelligence Design）的外衣 ， 并動用校董等渠道 ， 強迫學校將“智能設計”論定義為“科學” ， 和達爾文進化論一并講授 ， 這就是部分已經在潛意識里失去立場的所謂科學家 ， 以所謂“既沒有證據證明病毒自然起源（因為沒找到中間宿主） ， 也沒有找到證據支持實驗室泄漏” ， 那么“就必須公平地對待兩種假說 ， 不能輕易否定任何一種假說”的詭辯邏輯 ， 來為美國政府的政治性病毒溯源站臺 。 這種詭辯邏輯的背后 ， 是一種病態的心理：面對失控的新冠病毒 ， 這部分精英顯然想做些什么 ， 來驅趕面對病毒的無力感 ， 以及無法拯救美國民眾的負罪感 ， 但很顯然 ， 這又是一種被扭曲和放大的錯誤認知 。
從傳播議程來說 ， 圍繞疫情在美國失控這個現象的核心議程 ， 其實只有一個：造成美國疫情失控的原因是什么？考慮到防疫工作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工作 ， 防疫失敗的原因其實很明顯只能從美國政府自己身上去找 。 這恰恰是最具諷刺意義的一點 ， 因為美國政府對此有清晰的認識：美國疫情在2020年失控的原因 ， 就是特朗普總統及其行政團隊的不當干預 ， 這直接導致了美國抗擊疫情的挫敗 ， 以及新冠病毒在全美的肆虐 。 2020年10月2日 ， 眾議院特設新冠病毒危機小組委員會發布報告指出 ， 特朗普政府在8個月時間內對負責抗疫工作的專家團隊施壓或者干擾至少47次 ， 實施的干擾行動包括：迫使衛生專家接受政府官員對疫情的判斷和觀點 ， 即使這種觀點不符合科學；批評、邊緣化或者開除那些不聽招呼 ， 堅持向美國公眾披露疫情真實情況的專家；在保護兒童、開放校園、（現場）投票安全、核酸檢測以及其他相關主題上 ， 更改、延遲（發布）或者壓制（不符合其意愿的）指導意見和科學報告；不顧科學家反對 ， 授權實施可疑的病毒治療方案；抵制確保疫苗安全開發的努力；并且 ， 在2020年總統選舉投票前幾周從CDC和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挪用2.65億美元抗疫經費用于刊發特朗普的競選廣告“戰勝絕望 ， 激發希望” 。
新任美國政府對此心知肚明 ， 但是很顯然 ， 特朗普政府的這種不當干預背后 ， 是美國結構性的政治制度設計使然：在兩黨惡性競爭陷入白熱化的總體背景下 ， 沒有任何一個美國政治人物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 ， 去采取實質性行動來真正地解決問題 ， 因為這種對問題的解決 ， 不可避免地會觸及一部分美國民眾的利益 ， 造成政治上選票的流失 ， 為政治對手對自己的攻擊提供籌碼和口實 ， 這是競爭性政黨政治所不能承受的代價 。 于是 ， 拜登政府直接復制了特朗普政府的對策 ， 用對病毒溯源的討論 ， 覆蓋了對疫情治理的討論 ， 并將全球抗擊疫情的進程導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堅持在溯源問題上反復糾纏 ， 充分發揮美國作為一個否定性超級大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特殊能力 ， 阻斷世界衛生組織正確發揮引導抗擊疫情的作用 ， 迫使科學家社群為荒誕的“實驗室泄漏論”提供所謂的科學、客觀、理性的支撐與證據支持 ， 用看上去科學嚴謹但本質上純屬廢話、空話的話術 ， 浪費寶貴的時間資源 ， 為美國以及作為整體的西方在抗擊疫情失敗的問題上涂脂抹粉、顛倒黑白、指鹿為馬 ， 硬性甩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