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 , ‘拍片子’或者操作機器是我們影像人非常重要的工作 , 但并不是全部的工作 。 ”
如果以一個企業中的前臺、中臺和后臺做比喻 。 那么患者口中“拍片子”“操作機器”的技術人員們就是“前臺” , 他們負責給患者進行特殊造影、CT、MR檢查和介入治療的機器操作 , 確保攝影質量;“中臺”是那些負責登記數據錄入、患者身體情況評估、靜脈留置針、給患者講解檢查注意事項的醫輔人員;而那些坐在密布著隔斷的工作間里 , 在電腦顯示器上一幅接一幅地調動著黑白圖像的診斷人員 , 他們就是“后臺” , 負責分析影像 , 書寫影像診斷報告 。
“這些診斷醫生是影像科的‘幕后英雄’ 。 ”患者拿到一紙報告背后 , 影像診斷醫生要分析幾百甚至上萬張圖像 , 并結合數據與臨床資料 , 判斷患者有沒有影像學上的異常 , 并對異常情況進行準確地定位與定性診斷 。
“要告訴患者他有沒有異常 , 疾病在哪里 , 有多大 , 是不是腫瘤 , 腫瘤跟它周圍結構的關系如何等等 , 這些基本的情況最后都要體現在報告上 。 ”
在中山一院醫學影像科 , 平均每個診斷醫生一天要審閱數十名甚至上百名患者的影像報告 。 而對于疑難病癥 , 一個患者的胸部、腹部、盆腔的CT或磁共振檢查圖像就達5000多張 。 從這些黑白的圖像中 , 診斷醫生們像偵察兵一樣 , 通過蛛絲馬跡 , 尋找危害人體健康的病灶和元兇 。
以患者為中心的多學科診療模式
肝癌治療的特點是多學科參與、多種治療方法共存 。
上世紀90年代后 , 多學科診療模式(MDT)經過美國MD安德森癌癥中心等醫療機構正規化后迅速發展 。 多學科診療即由多學科專家針對某一種或某一系統疾病的病例進行討論 , 在綜合各學科意見的基礎上為病人制訂出最佳的治療方案的治療模式 。
多年來 , 匡銘一直致力推動MDT模式的發展與推廣 。 在他看來 , 影像科與外科、其他臨床醫生等多學科共同參與討論 , 各個科室不要以自己的技術能力來決定患者的治療方案 , 要真正以患者為中心 , 這種聯合探討出來的方案才是客觀的、對患者最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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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銘(中)和中山一院肝癌研究團隊
中山一院腫瘤中心踐行MDT模式多年 , 并在今年正式將其納入門診 。
在MDT門診中 , 各科室醫生坐在一排 , 患者和家屬坐在另一排 , 墻上的屏幕中顯示著患者的各種檢查結合和影像圖片 。 在這期間 , 各科室醫生對一位患者集中討論分析 , 確定合適的治療方案 。
“患者只需要掛一次號 , 不同專業的專家就能一起為他診療 。 有時候圍繞一個患者專家們可以討論一兩個小時 , 在這個過程中患者的很多問題都能得到解答 。 ”
據匡銘介紹 , 得益于MDT模式 , 中山一院2016-2020年間肝癌患者的生存率比2006-2010年上升了近20% 。
對于馮仕庭來講 , 讓他真正意識到作為影像醫生的“成就感”時刻 , 也正是來源于MDT模式的參與 。
他至今難忘2019年成功切除下腔靜脈平滑肌肉瘤的那名患者 。
當時肝外科、移植科、麻醉科、醫學影像科等共同參與那位患者的MDT診治 。 討論時 , 患者的CT顯示 , 腫瘤位于下腔靜脈內 , 但因為腫瘤巨大 , 影響到了肝臟靜脈和腎臟靜脈的血液回流 , 難以判斷是否累及肝腎 。 而且右肝已經出現淤血表現 , 但到底程度如何 , 還需要進一步檢查 。
于是 , 馮仕庭用上了當時醫院新裝的一臺頂尖的3.0T超高強磁共振設備 , 利用高分辨MRI血管成像序列結合高濃度MRI對比劑的成像方法 , 更加清楚、準確地顯示腫瘤的范圍及與周圍結構的關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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