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Nayor等研究者的“社區中體育鍛煉和健康:Framingham心臟研究” , 深入探索了體育鍛煉與健康的相關性[3] 。
該研究納入的2070名參與者 , 進行心肺運動試驗(CPET)并佩戴加速度傳感器1周 , 獲取客觀的體育鍛煉數據 , 包括久坐時間(SED)、每天的步數、中等或高強度體育鍛煉(MVPA) 。
研究結果表明 , 兩次檢查周期間 , 每天的MVPA增加17分鐘 , 步數增加4312步 , 或久坐時間減少249分鐘 , 相當于峰值攝氧量(VO2 peak)升高5% 。 步數較多或MVPA較高的個體(高于平均值) , 峰值攝氧量高于平均水平 , 無論其久坐時間如何(圖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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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Framingham心臟研究
研究結果提供了對不同類型鍛煉與心肺健康相關性的詳細評估 , 提示體育鍛煉(尤其是MVPA)隨著時間的有利變化與健康改善更大相關 。 研究結果表明 , 步數的適度增加或MVPA的輕微增加可能會補償人們久坐不動的生活方式 。 雖然研究報告的效應估計值較小 , 但考慮到與心肺健康結果之間的密切相關性 , 適度增加鍛煉對人群健康的益處可能要更大 。
心絞痛研究
心絞痛通常是由動脈粥樣硬化阻塞性冠狀動脈疾?。–AD)引起 , 然而 , 多達50%的因胸痛而進行診斷性冠狀動脈造影的患者中 , 冠狀動脈造影顯示為正?;驗榉亲枞訡AD 。 對于此種情況 , 考慮為冠狀動脈功能異常 , 包括心外膜冠狀動脈痙攣和冠狀動脈微血管功能障礙 。Hiroaki Shimokawa等人的“微血管心絞痛患者的臨床特征和預后:冠狀動脈血管舒縮障礙國際研究組(COVADIS)的一項國際前瞻性隊列研究” , 旨在提供關于微血管心絞痛(MVA)患者臨床特征和預后的多國數據[4] 。
冠狀動脈血管舒縮障礙國際研究組之前提出了MVA的診斷標準 , Shimokawa等根據這些標準前瞻性地評估患者的臨床特征及其預后 。 研究的主要終點是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復合終點 , 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非致命性卒中以及因心衰或不穩定型心絞痛住院 。
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 , 研究共納入7個國家14個醫療機構的686名MVA患者 。 其中 , 64%為女性 , 主要為白種人(61%)和亞洲人(29%) 。 中位隨訪398天 , 發生了78例MACE 。
多因素Cox分析表明 , 高血壓和CAD既往史(包括ACS和穩定性心絞痛) , 是MACE的獨立預測因素 。 女性的西雅圖心絞痛問卷評分低于男性(P<0.05) , 但預后沒有性別或種族差異 。
該項國際研究表明MVA是一個重要的健康問題 , 無論性別或種族如何;診斷為MVA意味著具有高的MACE風險 , 其風險與高血壓和CAD既往史具有相關性;女性的生活質量低于男性 , 但是預后相當 。
房顫研究
心房心肌病在房顫的發展中起重要作用 。 Gustav Ahlberg等人的一篇題為“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確定了與左心房容積和功能相關的18個新基因位點”的臨床研究 , 采用英國生物銀行的數據 , 對35658名歐洲人的五個左心房容積和功能變量進行了全基因組關聯研究[5] 。這項大型前瞻性人群研究確定了18個新基因位點 , 映射至與左心房容積和功能變量相關且對心肌?。ㄈ鏜YO18B, TTN, DSP, 和ANKRD1)和心律失常(如TN, CASQ2, MYO18B, 和C9orf3)具有已知作用的基因 。
此外 , 研究顯示左心房容積和功能與卒中之間具有高遺傳相關性 , 其中左心房被動排空分數最為明顯 。 為了研究房顫的遺傳風險是否與房顫前的左心房特征相關 , Ahlberg等研發了房顫的多基因風險評分 。 結果發現 , 房顫的多基因風險與無房顫參與者的左心房容積增加和左心房功能降低相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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