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C | PD-L1陽性可預測早期EGFR突變肺癌患者的較差生存( 二 )


就組織學特征而言 , EGFR-wt與鱗狀細胞癌(12.8%vs0.7% , p<0.001)、非腺癌亞型(66.5%vs28.8% , p<0.001)和低分化腫瘤(27.1%vs.11.6% , p<0.001)的較高發病率顯著相關 。 與EGFR-M+相比 , EGFR-wt中的PD-L1≥1%的占比明顯較高(54.8%vs45.3% , p=0.047) , 尤其是PD-L1≥50%(22.3%vs6.0% , p<0.001) 。 EGFR-wt和EGFR-m+兩組之間用于檢測腺癌中EGFR突變的方法沒有顯著差異(p=0.613) 。
2、基于PD-L1評分分析EGFR突變隊列的患者特征:
EJC | PD-L1陽性可預測早期EGFR突變肺癌患者的較差生存】由于在EGFR-M+中只有16例患者PD-L1≥50% , 研究者將患者分為PD-L1<1%和≥1%進行后續分析 。 根據PD-L1評分分布的EGFR-M+患者的特征如表1所示 。 4例患者攜帶EGFR共突變 , 其中3例攜帶L858R突變(T790M突變2例 , I759M突變1例) , 其余1例患者為G719A伴S768I , 歸為其他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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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L1評分與診斷年齡、種族、吸煙狀況、分期或EGFR突變亞型之間無顯著相關性 。 然而 , PD-L1≥1%與男性(p=0.006)、較高的組織學分級(p=0.024)、非腺癌亞型(p=0.035)和淋巴血管侵犯(LVI)(p=0.021)顯著相關 。
采用多變量分析來評估臨床特征與PD-L1狀態之間的相關性 , 結果發現在包括年齡、種族、吸煙狀況、分期、LVI、分級、腺癌亞型和EGFR突變的多變量模型中 , 只有男性與PD-L1≥1%存在顯著相關性 。
3、基于PD-L1評分分析DFS和OS:
中位隨訪47個月(范圍為0-126) , 178/455例(39.1%)患者復發 。 其中 , EGFR-M+組中占42.7%(114/267) , EGFR-wt組中占34.0%(64/188) 。 在EGFR-M+隊列中 , PD-L1<1%和PD-L1≥1%的2年DFS分別為78.1%和67.6%(HR=1.67 , p=0.007) , 5年OS分別為59.5%和42.8%(HR=2.90 , p=0.001) 。 在EGFR-wt隊列中也觀察到類似的趨勢 , 盡管5年OS的差異沒有達到統計學意義(表2) 。 基于PD-L1和EGFR突變狀態的DFS和OS如圖1所示 , 在EGFR-wt隊列中 , 除OS外 , PD-L1≥1%組的預后明顯較差 。 在探索性分析中 , EGFR-M+和EGFR-wt的PD-L1評分均較高 , 但預后都較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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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GFR突變隊列中與復發相關的臨床病理特征:
在證明了PD-L1≥1%與EGFR-M+患者的低DFS和OS顯著相關后 , 研究者試圖進一步確定與復發相關的臨床病理特征 。
通過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確定與DFS和OS相關的臨床病理特征 。 在單變量分析中 , 與DFS相關的包括PD-L1≥1%、診斷年齡≥65歲、吸煙狀況、診斷時分期較高、組織學分級較高、LVI、實體/微乳頭狀腺癌亞型、接受輔助治療含鉑雙藥化療和R1/R2切緣 。 而在多變量分析中 , 與較差DFS仍顯著相關的僅包括IIB期(HR=3.67 , 95%CI:1.45-9.32 , p=0.006)、IIIA期(HR=2.83 , 95%CI:1.41-5.67 , p=0.003)和LVI(HR=1.82 , 95%CI:1.13-2.94 , p=0.014)(表3) 。 在控制年齡、性別、LVI、輔助治療和切緣狀態后 , 發現在多變量分析中PD-L1≥1%(HR=2.18 , 95%CI:1.04-4.54 , p=0.038)、IIB期(HR=7.78 , 95%CI:1.72-35.27 , p=0.008)和IIIA期(HR=4.45 , 95%CI:1.44-13.80 , p=0.01)是較差OS的獨立預測因子(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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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PD-L1評分分析EGFR突變隊列的分子特征:
在探索性分析中 , 研究者分析了來自EGFR-M+隊列的81例患者的基因組和轉錄組數據 , 以探索PD-L1狀態和分子特征之間的關系 。 由于僅有2例PD-L1≥50% , 因此將患者分為PD-L1<1%(n=45)和PD-L1≥1%(n=36) 。 研究者試圖探索肺腺癌特異性驅動基因的差異 , 如圖2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