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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難免》
除此之外 , 歷史高病原體流行地區(qū)還會形成更為緊縮的文化(tight culture) , 反之則更為松散(loose culture) , 緊縮的文化里群體成員嚴格遵從社會規(guī)范 , 對失范行為的容忍度較低(Gelfand et al., 2011) 。
因為面對包括瘟疫在內(nèi)的自然災害 , 更需要協(xié)調(diào)個人的活動和群體內(nèi)的相互合作 , 因此必須有一套更為嚴格的規(guī)范 , 此時規(guī)則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 。 整個東亞包括東南亞還有南美 , 都是歷史上病原體流行率比較高的地區(qū)(Varnum & Grossmann, 2017) , 在整體的文化上也更為緊縮 。
有意思的是 , 流行疾病史塑造了文化差異 , 而文化差異又在新的疾病流行時帶來了應對策略的差異 。
比如在這次全球抗擊疫情的戰(zhàn)斗中 , 很明顯 , 那些文化更加集體主義和緊縮的國家 , 整體表現(xiàn)出更高的效率 , 民眾更加配合 , 最后也做得更為成功(e.g., Gelfand et al., 2021; Lu, Jin, & English, 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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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難免》
我們老說苦難是有記憶的 , 苦過、經(jīng)歷過、吃過虧、遭過罪 , 就會塑造出一種災難心態(tài) , 非常有憂患意識 , 這是一種文化的印記 , 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華人警惕性都很高 。
相反 , 那些歷史上災害威脅相對較低的文化區(qū)域 , 比如美國 , 就比較松散 , 反應相對鈍感一些 , 管控效率和民眾的配合度也沒有那么高 。
這體現(xiàn)出一種環(huán)境與文化的匹配適應性 , 比如 , 松散和強調(diào)個性的文化和制度架構(gòu)可能有利于平時的創(chuàng)新 , 但當遇到疫情這種非常狀況的時候 , 就可能力有不逮 。
而緊縮和限制個性的文化那種整齊劃一的行動力、高忍受力、聽指揮、同心協(xié)力 , 對抗大流行病特別有效 , 但放在平時也可能阻礙創(chuàng)新 。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 特定文化是對包括病原體流行情況在內(nèi)的所在環(huán)境的一種適應 。
尾聲.
總結(jié)一下 , 從歷史視角來看 , 長期處于病原體活躍的環(huán)境下會生成對這個環(huán)境具有適應性的文化 , 而這種文化又會在新的流行病到來時采用相應的應對策略 。
從現(xiàn)實視角來看 , 被感染的風險會激活人們進化而來的行為免疫系統(tǒng) , 令人們對相關(guān)線索過度敏感 , 導致對特定人群及外群體的偏見歧視 。
二者相結(jié)合 , 就形成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 , 不信任的病毒、仇恨的病毒 , 在與新冠病毒一起流行和蔓延 。 似乎全球都在轉(zhuǎn)向更保守和更封閉 , 原有的文化差異被放大 , 而現(xiàn)實的群體撕裂也愈加明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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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智的醫(yī)生生活》S2
總之 , 一場疫情 , 激活了人類基因里與疾病糾纏不休留下的行為印記 , 也令已然存在的觀念鴻溝變得更加凸顯、明晰、深刻和巨大 。
當然 , 一方面 , 隨著人類已經(jīng)度過最初的恐慌 , 對疾病的了解越來越多 , 原始的行為免疫系統(tǒng)反應可以得到一定的控制 , 我們看到人們探索出了一些經(jīng)驗 , 對于個體的關(guān)懷也正在回歸 。
另一方面 , 它也可能成為一個轉(zhuǎn)機 , 讓人類意識到 , 疾病流行不以任何一方意志為轉(zhuǎn)移 , 它終將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 , 放到一個足夠廣闊的背景下 , 正在沖突中撕裂著的所有人恰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佳詮釋 。
而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看到生命價值的凸顯、打破壁壘的合作、大型國際組織的作用 , 都在提示人們穿越裂隙、“好好說話”與“平和對話”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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