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 二 )


“人們很難理解 , 有些困局源于結構性問題 。 這不是醫療團隊的錯 , 很多事情都超出我們的控制范圍 , 但我們是最前線的工作人員 , 是民眾能夠直接接觸的人 , 結果他們的憤怒、不滿和各種情緒往往只能對我們發泄 。 ”
希宏澤有時也會想到那些他幫不到的人 , “盡管十分痛苦 , 我還是會重新審視 , 如果我們做了不一樣的安排或決定 , 那名病人說不定有機會活下來?”
折磨的 , 是與所愛分開“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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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杜艾西(MariselaDouaihy)是委內瑞拉的ICU醫生 。 ?MSF
新冠肺炎大流行對很多國際人道工作造成史無前例的影響 , 而有關工作人員亦必須在工作以外同時兼顧和適應個人生活的轉變 , 不時面臨種種抉擇 。 例如因應各國邊境關閉或有出入境限制 , 他們需要考慮 , 到底是繼續留守任務所在地點 , 還是回家與家人團聚 , 并協助自己的國家 。
“新冠肺炎跟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在于 , 一旦確診 , 任何人都可能需要重癥護理 , 但現實是我們的床位不足以讓所有委內瑞拉人留院治療 。 當15名同樣嚴重的病人出現在你面前時 , 你選擇救誰?”
“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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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病房的一刻 , 責任就已經擔在肩上 , 再困難得問題也不得不面對 。 ?MSF
杜艾西醫生坦言 , 看到那些幾乎喘不過氣的人 , 她覺得自己也快窒息 。 “這樣的災難讓我的心靈極受震撼 。 每個人都向我求救 , 但我無計可施 。 作為重癥醫生 , 我很習慣面對死亡 , 但仍然不能接受 , 10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在同一天內死亡 。 每天對10個家庭說‘我們已經盡了所能 , 但我很抱歉 , 我對你的家人實在無能為力 。 ’ , 這種束手無策的痛苦 , 讓我開始接受心理學家的輔導 。 ”
說起家人 , 對杜艾西醫生來說 , 最有效的鼓勵 , 始終來自他們 。 “我們家人之間很親密 , 一直是彼此的心靈支柱 。 “然而 , 由于她要在高危地點工作 , 為免家庭成員有機會因她而染疫 , 唯有與他們隔離 , 這讓她彷佛在困難時刻中頓失所依 。 ”與家人無法見面的日子實在非常難熬 , 我已經有一年沒有抱我女兒了 。 “她忍不住哭著說 。
困難的 , 是接受放棄“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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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一云(左)在金迪醫院病房內查看病人狀況 。 ?GhadaSafaan/MSF
劉一云是來自上海 , 是ICU醫生 。 2020年10月加入無國界醫生在伊拉克的新冠肺炎救治項目 。
當時巴格達的疫情正值高峰期 。 無國界醫生在當地的教學醫院——金迪(Al-Kindi)醫院提供支援 , 協助治療重癥和危重癥患者 。 醫院里的病床總是滿的 , 但只有3臺大的無創呼吸機 。 氣管插管是ICU很常見的操作 , 但考慮到在疫情下實施插管對醫務人員的危險性 , 當地政府規定不得對新冠肺炎病人實施插管 , 救治措施很有限 。
“雖然在ICU工作多年,但我從未在短時間內見過這么多的生離死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醫護人員心理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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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高峰期 , 金迪醫院里的ICU 。
有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在病房治療了一段時間 , 她的家屬非常善良 , 不僅照顧老人 , 還幫忙照顧其他病人 。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 老奶奶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轉 , 然而 , 突然有一天 , 病人突發暈厥 , 劉一云和幾名醫生護士立即趕到病床邊 , 發現病人發生了心跳呼吸驟停 , 實施了心肺復蘇也沒能搶救回來 。 撤走搶救設備的時候 , 一大家子人就在病床旁圍著老人嚎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