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際招募348人 。 完整數據沒有公布過 , IPO文件描述有效性時 , 加了一個前提——基線載毒量高于3^10 , 在這些高載毒量受試者中 , 第3、5、7天用藥組載毒量下降比安慰劑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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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 , 這載毒量高的受試者是多少人呢?這一標準是事先確定的 , 還是事后加入?如果是事后加入 , 是否存在偏倚(bias)呢?而且即使是在這不知道多少人的高載毒量組里 , 載毒量變化達到顯著差異的只有第5天 。
根據這些描述可以推斷試驗的主要終點——受試者第7與14天的載毒量 , 用藥組與安慰劑組沒有顯著差異 , 也就是說該試驗還是沒有達到主要終點 。
另外 , IPO文件里也說了所有次級終點均未顯示顯著差異 。 那么次級終點里有什么呢?除了吸氧比例、肺炎變化等癥狀 , 還有核酸檢測轉陰時間與速率 。
也就是說 , 巴西兩個試驗里觀察到的核酸轉陰更快 , 在中國的試驗里沒有觀察到 。 而且在以載毒量為主要終點的中國試驗里 , 這個主要終點沒有達到 。
以癥狀相關指標為主要終點的兩個巴西臨床試驗 , 沒達到主要終點 , 拿出不知怎么計算出來的核酸轉陰時間以及不知采樣人數為何不斷變動的載毒量數據說有差異 。 可真的以載毒量為主要終點的中國臨床試驗里 , 載毒量沒有達到終點 , 核酸轉陰也沒有差異 。
這種情況下 , 你覺得阿茲夫定值得相信嗎?如果還是相信 , 那只能說是真愛 , 韭菜愛鐮刀那種真愛 。
4.試驗人數問題
巴西的兩個試驗 , 輕癥的是招募312人 , 中癥原計劃招募342人 , 后來改成180人 。 阿茲夫定藥企IPO文件里還提到中國和俄羅斯兩個試驗 。 中國計劃招募342人 , 俄羅斯計劃招募314人 。
這些試驗的主要終點不一 , 中國的是載毒量下降 , 俄羅斯與巴西是癥狀緩解 。 可是無論什么終點 , 如此少的計劃招募人數非常詭異 。
有人可能會說 , 管它招募多少人 , 最后有效性指標——臨床試驗終點能做出統計意義上的區別不就行了?可在非常少的招募人數下做出顯著差異 , 意味著藥效要非常好 , 這樣用藥組與安慰劑組才能拉開足夠的差距 。 但前瞻性的三期臨床試驗 , 試驗完成前——包括設計試驗的時候 , 沒人知道藥效有多高 。 試驗人數的確定 , 一般是在希望能有多大概率(統計檢驗功效)確認至少多高的有效性 , 這一基礎上去推算 。
比如新冠疫苗的試驗 , 假設希望試驗能有90%的把握確認一個50%有效性的疫苗 , 可以回推需要多少病例 , 再根據一些感染率假設 , 推算應招募多少人以及試驗需要做多久 。
新冠藥物在試驗設計階段 , 覺得只要招募三百多人就能確定有效性幾乎是匪夷所思 。 參考輝瑞與默克口服藥 。 在輕到中癥的高危人群三期臨床 , 輝瑞計劃招募約3000人 , 希望有1700人有數據做主要分析 , 默克計劃招募1550人[3-4] 。 這些都是基于希望有足夠的統計檢驗功效去檢測50%降低重癥風險 , 演算出來的需要的樣本量大小 。 最后兩家實際分析的數據量分別有2200多人與1400多人 。
即使說這兩個藥檢測的降低重癥風險與阿茲夫定的臨床試驗終點不同 , 那參考輝瑞口服藥在低危人群的EPIC-SR試驗 , 這里主要終點是癥狀持續改善 , 也招募了1440人[5] 。 國內新冠單抗藥Brii-196/198 , 參與NIH的ACTIV-2試驗 , 確認有效性是用藥組418人 , 安慰劑組419人[6] 。
為什么阿茲夫定的研發方認為300多人的試驗就能驗證藥物有效性?同行都是計劃招募一兩千人明確有效性時 , 有人卻不斷設計300多人的臨床試驗 , 甚至改到180人后能繼續做出所謂的有效性 , 這值得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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