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精神疾病能作為豁免死刑的理由嗎？( 二 ) _健康小知識

清初軍國事務繁忙，這一問題尚未引起當局足夠的重視, ，直到清王朝統治鞏固之后，因瘋人滋事案件時有發生，地方官吏才紛紛提議采取對策。康熙二十八年，刑部覆準山東巡撫的建議，令嗣后“瘋病之人，應令父祖叔伯兄弟或子侄親屬之嫡者防守，如無此等親屬，令鄰佑鄉約地方防守；如有疏縱以致殺人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注：《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戲殺誤殺過失殺》）。這是清政府針對精神病人“滋事”問題頒布的首條預防性措施，責成精神病人的親屬鄰里提高責任意識，防范精神病人滋事生非，其運行全賴精神病人的親屬鄰里自覺自愿。因此，這一措施更像是一條警示性建議，實際效果可想而知。
雍正九年（1731年），四川發生一起瘋人殺死多命案件。川督于是上書刑部，希望其下令將所有的精神病人強行鎖禁，以防其殘害人命。此時的四川已經試令地方官對精神病人實行鎖錮，但因這一措施執行與地方官的考核無關，加之川督無權懲治違抗該項政令者，所以在執行過程中收效甚微。經過斟酌，刑部決定采納其建議，命令染患瘋疾之人， “俱報官交與親屬看守” 。為了有效貫徹這一政令，刑部還制定了相應懲罰措施，基本內容如下：瘋病之人俱報官交與親屬看守，如果看守不嚴，以致瘋病之人自殺，其親屬、鄰佑杖八十，地方官、該佐領罰俸三個月；如果瘋病之人致死他人，其親屬、鄰佑仗一百，地方官、該佐領罰俸一年（注：洪弘緒饒瀚：《成案質疑》卷一九。）。乾隆五年，這一政令經修改正式附例，形成定制。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作了補充：瘋病之人，如家有嚴密房屋可以鎖錮的當，親屬可以管束，及婦人患瘋者，俱報官交與親屬看守，令地方官親發鎖銬，嚴行封錮。如親屬鎖禁不嚴，致有殺人者，將親屬照例嚴加治罪；如果痊愈不發，報官驗明，取具族長、地鄰甘結，始準開放。如不行報官及私啟鎖封者，照例治罪。若并無親屬，又無房屋者，即于報官之日，令該管官驗訊明確，將瘋病之人，嚴加鎖錮監禁，具詳立案。如果監禁之后瘋病并不舉發，俟數年后診驗情形，再行酌量詳請開釋，領回防范。（注：《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戲殺誤殺過失殺》。）
但實際情況里，沒有幾個親屬會把自己家瘋了的人送去官府鎖起來的。精神病人一旦遭到鎖錮，便難以獲釋。道光六年，楊某因瘋鎖禁。未及一年，伊父以其瘋病痊愈，呈請開釋。刑部以為監禁不到一年，按例不應釋放。
既然報官鎖錮例在法理上難以貫通，在實施過程中又流于形式，其存在就失去意義。因此，清政府于光緒三十四年終于將其廢止。
不過有了這個條例之后，一旦發生了瘋病殺人案件發生，又當作何處罰呢？清朝初年， “凡瘋病殺傷人者免議” 。也就是說，瘋病殺人不追究任何刑事責任。直到康熙八年，刑部方決定對瘋病殺人者加以懲罰，但極其輕微，僅比照“過失殺人律”從犯人名下追取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分， “給付死者之家” ，此即“追銀收贖”法，雍正五年律例館奏準附例（《大清會典事例》卷八百五《刑律·人命·戲殺誤殺過失殺》。）然而，這里還是有漏洞，報官鎖錮例頒布后，瘋病殺人者除照例追取埋葬銀兩外，自然也被鎖錮。但是，這些被鎖錮的瘋病殺人者病愈后又當如何處理，當時并未作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