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精神疾病能作為豁免死刑的理由嗎？( 三 ) _健康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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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縣衙遺址浮梁古縣衙
乾隆登基后大赦天下，下令“所有因瘋殺人之犯，監禁一年，驗明病愈，即予釋放。 ”（注：《刑案匯覽》卷首《赦款章程》。）但這種跟唐代時相似是為了彰顯統治者的仁慈的，非常規性措施。乾隆十八、十九年，廣西巡撫定長、山西按察使蔣洲先后就如何處置殺人瘋犯問題提出建議，刑部在議覆時議定：“瘋病殺人之犯，照例收贖，仍行監禁，俟痊愈后，以期年為斷，如不舉發，飭交親屬領回防范。 ”（吳壇：《大清律例通考》）乾隆二十一年，這一規定纂入律冊。照此，殺人瘋犯既要交付埋葬銀兩，又要遭到鎖禁，直到瘋病痊愈，已滿一年，如果不再舉發，即可獲釋。
但并非所有的精神病人真的可以做到病好后出獄的，在底線的設置上，清代算是劃出了比較清晰的法律條文。依照清律，殺傷人命多寡是量刑的一個重要原則。乾隆二十七年例強化了精神病人的懲治措施，但它不分情節輕重而將因瘋殺人者一概永遠鎖錮，未免失之籠統。因此實施不久，就有人提出異議。乾隆三十一年，高縣人劉復興因瘋毆死陳氏并廖氏子媳一家四命，照例以追取埋葬銀兩、永遠鎖禁結案。四川按察使石禮嘉覺得此案處置失當，奏請更改原例，對殺死三命以上者“按律問擬” 。
乾隆帝覽奏后，命刑部核議。刑部認為， “以瘋狂無知之人與常人一體科斷” ，既不能禁止患瘋者不再殺人，又與“國家用辟原以止辟，而不以施于無可懲創之人”的立法本意相左，況且在殺死一、二命之案中，被殺之人何嘗不慘遭非命， “是不論瘋病之戕命而專論戕命之多寡，尤未允協” ，因此駁回石禮嘉之請。（注：《定例匯編》卷一三《刑部為請定因瘋殺死三人以上之例以重民命事》。）
乾隆四十一年，左都御史崔應階奏請對瘋病殺人之案“分別輕重”辦理。刑部卻一改以前的態度，基本采納了他的意見：“瘋病之人雖屬冥頑無知，但無辜疊被慘殺，俱系該犯親手行兇，若僅監禁囹圄，不入秋讞，尚未為得其平。應如該御史所奏，嗣后遇有瘋病連殺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擬絞監候，庶定法益昭嚴密。至秋審大典，定例刑部會同法司九卿臨時核其情罪重輕，分別辦理，未便于擬罪時預行定議，所有瘋病連殺二命擬絞之犯，應俟秋審時會同九卿酌辦。 ”（《定例匯編》卷二四《瘋病連殺凡人二命以上者即擬絞候秋審會同九卿酌辦》。）也就是說，刑部將因瘋殺死二命以上之犯處以絞監候，從此，清政府對瘋病殺人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此前，因考慮到瘋病殺人者喪失理智，所以采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此后因考慮到瘋病殺人案件系由瘋犯親手所為，所以決定嚴加懲治。這不但為判處精神病犯人死刑提供了法律依據，而且開了根據殺人多寡來懲治瘋犯的先河。
道光四年，直隸總督在處理崔五因瘋砍死董王氏等一家四命之案時，奏請進一步酌立專條，明確懲治細則，以憑定擬。刑部采納其建議，根據殺人多寡及被害者的家庭范圍，具體規定了各類瘋人殺人案件的懲治辦法：嗣后瘋病殺死平人一命或連殺平人非一家二命以上仍各照定例（乾隆四十一年的定例）辦理；其實系因瘋殺死平人一家二命者，于平人毆死一家二命絞決例上量減為擬絞監候；殺死一家三命以上者，于平人毆死一家三命以上斬決例上量減為斬監候，俱秋后處死。除致斃一命之案秋審時照例入于緩決外，其連斃二命及一家二命以上者，俱照向例入于情實。（注：《刑案匯覽》卷三二《刑律人命·戲殺誤殺過失殺·因瘋殺死多命分別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