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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關鍵時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遺傳風險人群患抑郁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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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關鍵時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遺傳風險人群患抑郁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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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P：關鍵時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遺傳風險人群患抑郁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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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各種疾病一樣 ， 抑郁癥也是“基因+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 學業、工作和生活中各種各樣的慢性壓力在遺傳因素的基礎上 ， 促進了抑郁癥的發生 。 處于壓力環境下的人 ， 往往需要其他人“拉一把” ， 也就是“社會支持” 。
社會因素是與抑郁癥之間因果關系最強的因素之一[1] ， 失去社會支持會增加抑郁癥的風險[1-3] ， 不過 ， 不同人對社會支持的需要程度不同 ， 哪些人可能是對社會支持最敏感的呢？
最近 ， 《美國精神病學雜志》上刊登了一項新的研究[4] ， 研究結果發現 ， 抑郁癥遺傳風險較高的人群 ， 失去社會支持后抑郁癥風險也較高 ， 而獲得社會支持時 ， 抑郁癥風險下降也越多 ， 甚至超過遺傳風險低的人群 。
研究選擇了兩個縱向前瞻性隊列 ， 分別是實習醫生健康研究（IHS）和健康與退休研究（HRS） 。
IHS納入的是美國第一年實習的住院醫生 ， 本研究使用的2016隊列 ， 有1011人有抑郁癥多基因風險評分（PRS）數據 ， 并完成了實習期和期間的社會心理評估（平均年齡27.6歲 ， 47.6%為女性） 。 他們在第一年的實習中需要經歷緊張的培訓 ， 工作時間長且不規律 ， 而且通常遠離家人和朋友 ， 有確實的壓力來源 。
HRS納入的是美國的退休老年人 ， 本次分析納入的是失去配偶的參與者 ， 這是已知的生活壓力來源 ， 共有435人有PRS ， 且有足夠的失去配偶前后的社會心理學評估數據（平均年齡75.6歲 ， 70.7%為女性） 。
研究人員通過不同的抑郁癥量表（HIS為CPHQ-9 ， HRS為CES-D）來評估參與者抑郁癥發作情況 ， 以及不同的調查問卷評估參與者感知到的社會支持程度 。
IHS中 ， 實習期間 ， 參與者的社會支持得分從基線的4.37下降到4.20 ， 平均PHQ-9抑郁癥狀得分從2.51增加到5.68 。 HRS中 ， 失去配偶后 ， 參與者的社會支持得分從3.12增加到了3.20 ， 平均CES-D抑郁癥狀得分從1.75增加到2.44 。
【AJP：關鍵時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遺傳風險人群患抑郁癥風險】研究人員評估了參與者的抑郁癥PRS和社會支持對抑郁癥狀得分的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 。
IHS中 ， 在考慮了以前發現過的與實習期抑郁癥狀有關的基線因素（年齡、生理性別和神經過敏癥）和抑郁癥PRS與其他預測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后 ， 抑郁癥PRS和社會支持的變化對抑郁癥狀的影響存在相互作用（發病率比[IRR]=0.96 ， p＜0.001） ， HRS中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aIRR=0.78 ， p=0.004） 。 更高的抑郁癥PRS與更高的社會支持變化敏感性有關 。
為了評估相互作用在消極和積極的社會環境中是否存在 ， 即交叉效應 ， 研究人員使用Johnson-Neyman法計算了社會支持變化對抑郁癥PRS和抑郁癥狀之間關系的影響 。
簡單來說 ， 在社會支持減少的情況下 ， 更高的抑郁癥PRS與更高的抑郁癥狀得分有關 ， 但在社會支持增加的情況下 ， 則與更低的抑郁癥狀得分有關 。
AJP：關鍵時刻“拉一把”，能大幅降低高遺傳風險人群患抑郁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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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癥PRS和社會支持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 ， 對抑郁癥狀風險的影響
這意味著 ， 社會支持能夠“緩和”抑郁癥的遺傳風險 ， 遺傳風險越高 ， 對失去社會支持越敏感 ， 但同時也越能夠從得到社會支持中獲益 。
研究人員認為 ， 這一發現為遺傳風險的差異敏感性假說提供了支持 ， 并且為進化選擇機制提供了一個潛在解釋 ， 即允許影響精神疾病風險的遺傳因素在人群中持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