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4歲的時候 ， 我爸買了臺xbox ， 我們玩了各種游戲 ， 后來爸爸去世 ， 接下來的10年我都沒有勇氣去碰那臺機器 ， 當我鼓起勇氣重啟機器時 ， 我打開了過去常玩的一款賽車游戲 。 我看到一輛‘幽靈車’——游戲中成績最好的操作會以影像形式被記錄下來 ， 我爸的成績至今活躍在跑道上 。 我玩了一遍又一遍 ， 終于有一天 ， 我跑到了前頭 ， 然后….我停在了終點線前 ， 因為這樣 ， 他的成績才不會被刪除 。 ”

還有一名《動物森友會》的玩家則記錄了已經去世的母親在游戲中寄給自己的信 。 即便在母親去世之后 ， 他也會收到母親在游戲中寄給自己的生日賀卡：

“兒子 ， 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應該不在了 。 沒關系 ， 要是你將來偶爾想起這個游戲登錄上去 ， 會發現我給你的生日賀卡 。 我在游戲里賺了一些錢 ， 足夠以后都定時給你生日賀卡 。 希望這個游戲不會倒閉吧：）對不起 ， 生病了 ， 沒辦法好好照顧你們 。 以后請堅強起來 ， 照顧好自己 ， 我會在天堂看著你們 。 ”

因此 ， 在游戲之中 ， 我們與自己的親密關系對象能經由“集體能動性”而相互承認 ， 交流情感；甚至隔著時空的距離 ， 他們的“化身”仍能給予我們陪伴 。 而這正是“慰藉性”游戲發揮其慰藉效力的又一渠道 。
慰藉性游戲vs優績社會：
現實“侵入”游戲的威脅
在上文中 ， 我們已經論述了游戲為何能為人們帶來慰藉：一方面 ， 人們可以在游戲空間中“停駐”而獲得掌控感；另一方面 ， 在游戲所召喚的“集體能動性”中 ， 人們的感情交流在彼此承認的基礎上進行 。 由此 ，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便是 ， 這樣的游戲是否會以某種方式塑造我們對未來的構想呢？
相當一部分學者和玩家都很歡迎這樣的可能性 。 例如 ， 《大西洋》雜志的供稿人 ， 紐約大學游戲中心教授娜奧米·克拉克（Naomi Clark）就認為 ， 《動物森友會》為人們提供了一種與現實不同的 ， 關于世界可以如何運作的構想——這是一個沒有失敗者 ， 也無人界定何為“失敗”的世界 。 換言之 ， 慰藉性游戲不僅能提供虛擬世界中的慰藉 ， 更能為現實的社會變革提供依據 。
這樣的想法與社群主義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Sandel）不謀而合 。 桑德爾認為 ， 面對疫情 ， 美國“優績社會”的弊端顯露無遺 。 在《新京報·書評周刊》對桑德爾的訪談中 ， 桑德爾談及了“優績社會”的含義：在優績社會中 ， 每個人都渴望“成功”而畏懼“失敗” ， 同時 ， 他們傾向于篤信一切的成功都只和個人努力有關 。 因此 ， 這種文化容易導致對失敗者的漠視和羞辱 ， 乃至令“成功的精英們會逐漸忘記個人努力之外的很多因素 ， 比如運氣在他們所獲成就中起的作用 。 ”正因如此 ， 美國社會難以憑借團結的美德和共同體精神面對席卷而來的疫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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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爾·桑德爾：《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 曾紀茂譯 ， 中信出版社 ， 2021年 。
而在諸如《動物森友會》這樣的游戲中 ， 我們恰恰看到了一種以不同于“優績社會”來進行社會安排的可能 。 在這個“沒有失敗者”的游戲中 ， 人們看到了難得的集體能動性和共同行動的可能 。 在某種程度上 ， 這拓展了我們對社會秩序的想象 。 而我們完全可以期待 ， 這樣的構想將可以作用于未來的現實 ， 正如學者藍江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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