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曾被評為“在法國最具影響的中國書籍” _奇門遁甲傳承

《易經》是我國最古老的經典，被尊為“六經之首”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畫卦，文王演易，開創了我國古代文化的先河，奠定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幽深基礎和神秘色彩。上自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下至漢唐以降各朝代的儒道釋各派，旁及天文、地理、醫學、數學、科技等諸多學科領域，無不深受《易經》的影響。歷代治易的學者層出不窮，注《易》、解《易》之作可謂汗牛充棟。圍繞《易經》早己形成一門顯學，古稱“天人之學” 。《易經》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文化中的奇葩，早已成為世界人民共同的寶貴財富。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易經》在歐洲的傳播時間較早，輻射的領域也廣，三百年來其影響愈來愈大。本文擬從歷史的角度，回顧和論述《易經》在歐洲傳播的幾個不同時期，同時評介歐洲兩大翻譯家、易學家利雅格和衛禮賢各自的《易經》譯本。縱觀《易經》在歐傳播的歷史，中西治易者也許不無啟迪。
2014年在法國最有影響的十部中國書籍”25日在北京揭曉。
來自各方面的法國專家評委，對“在法國最有影響的十部中國書籍”投了票。如法國教育部漢語總督學白樂桑對其領導的“法國漢語教師協會”的207位會員進行了問卷調查，收到了200位會員的回復。莫言小說的第一位法文譯者、著名翻譯家林雅翎，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園明圓大動難》一書的作者布里賽等人也都投過票。

該評選活動是由光明日報社與中國外文局聯手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
在法國最有影響的十部中國書籍
《論語》
《孫子兵法》孫子著
《道德經》老子著
《易經》
《水滸》施耐庵著
《西游記》吳承恩著
《駱駝祥子》老舍著
《魯迅小說集》魯迅著
《酒國》莫言著
《家》巴金著

《易經》（《周易》）被評為“在法國最有影響的十部中國書籍”之一。

《易經》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經典、智慧經典，也是世界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易經》早已走向世界，走向全球，成為國內外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成為世界文明對話的重要課題，成為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融會的重要橋梁。《易經》作為中法文化交流的組成部分，很早就傳播到了法國。17至18世紀，伴隨著“中國熱”在法國興起，一批法國耶穌會士來到中國，其中，金尼閣成為西方最早的《易經》翻譯者。隨后，白晉、傅圣澤、馬若瑟、劉應、湯尚賢、雷思孝等耶穌會士對《易經》相繼展開了進一步的翻譯和研究工作，構成了這一時期《易經》西傳的核心，在歐洲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為法國漢學的創立和《易經》在法國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法國對《易經》的關注和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至今依然熱度不減。我們相信，《易經》將以其巨大的文化輻射力和精神感召力，在中法文化交流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

圖為法國著名《周易》學家夏漢生　

《易經》在歐洲傳播的三個時期及特點
要確切地指出《易經》開始傳入歐洲的年月是困難的。但可以肯定，早自17世紀，《易經》已引起西方人士的濃厚興趣和注意了。有人說，法國傳教士金尼閣（Nioclas Trgault）早在1628年便將《周易》譯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但據利雅格（James Legge）稱：“當我著手翻譯《易經》之時，除了雷孝思（P．Regis）及其合作者的譯本外，別無任何西方語言的譯本。”

雷孝思是一位耶穌會傳教士，他于1736年將《易經》譯為拉丁文。在他之前尚有傳教士馬秉正（Joseph de Mailla）和湯尚資（Vincent de Tartre）作過譯介，但譯文不全，也未注明日期。雷孝思在前人的翻譯基礎上又加上自己的評注，便之成為一部有份量有影響的《易經》譯本。

經典著作的向外傳播，總離不開語言媒介和翻譯手段，《易經》在歐洲的傳播也以翻譯為其開端。隨著《易經》的翻譯介紹，更多的歐洲學者有了接觸和研究它的機會。1753年便有霍普特（John Thomas Haupt）關于《易經》的著述問世。他在這本書里提到萊布尼茲男爵（Baron von Leibniz），認為萊氏是一位提出了獨到見解的易學家。霍爾（E．Hauer）在評論該書的一篇文章里稱：“從本書可知，萊布尼茲并非德國最早研究《易經》的學者” 。但接著霍爾又引述了霍普特書中的一段話：“他（指萊氏）從伏羲的卦象中發現了數學的二進制，即以兩個數字演算的體系。據此，他對全書作出詮釋，使卦象為人所解。不久，他便寫信把自己的新理解告訴正在中國的傳教士白晉（P．Bouvet），好讓中國人知道。”霍普特還提到另兩位學者于1745年發表的觀點：一是克尼特爾（F．A．Knittel），他認為“伏羲在《易經》里表明的只是算術關系” 。另一位名叫哈森伯格（J．H．Hasenbalg）的則斷定：“這位皇帝旨在竭力顯示他的組合技能，提出諸種可能的演繹形式。按照這一新假設，《易經》必定是伏羲皇帝所著述的《邏輯學》中的一個章節，而該書的其余部分則可能散失殆盡了。”

從歐洲來華傳教士開始譯介《易經》（即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葉，可視為《易經》在歐洲傳播的第一個時期，前后延續150年左右。這個時期的譯本以拉丁文出現，尚不完備。學者據此而對《易經》發表的見解，無疑受到了很大局限。這些見解大都主觀武斷，帶有明顯的片面性，甚至顯得可笑。首先，他們差不多都一本正經地把我國古代傳說人物視為一位皇帝，著書立說的大學者。其次，他們多半以17、18世紀西方近代眼光或從自身不同的角度，對《易經》提出過于大膽的論斷，所以有時難免瞎子摸象，以點代面。就以博學多智的數學家萊布尼茲而論，即使他從《易經》的卦象發現了二進制原理，也不足以證明《易經》的構架便是數學，盡管其中的確包含數學的大學問。邏輯論更是牽強。一般公認，中國的智慧不以邏輯推理見長；直到佛教廣泛傳入之后，中國的邏輯學才逐漸系統化。
第二個時期（19世紀至20世紀初）以更多更完整的《易經》譯本的出現為鮮明特點。這個時期先后有五種譯本問世。譯本的質量雖良莠不齊，但多數譯者都同時表明了自己的觀點。這些譯本的問世。促使了更多漢學家依據新譯本去進一步研究《易經》。

1876年馬克拉契（Mc Clatchie）的譯本在上海印行，題名為《儒家易經》。馬氏譯本玄奧難解，利雅格在自譯序中寫道：“我曾逐段逐字地研讀過馬氏譯文，但卻發現它于我絲毫無補” 。這個譯本之所以被人提及，更多地由于譯者提出了諸多奇特而近乎荒誕的見解。馬氏認為，《易經》是基于陰陽論的宇宙起源說。接著聲稱中國古代存在一種與之相關的生殖器崇拜，《易經》起源于諾亞父子分離的洪荒時代，是天父從大洪水中拯救出來的一本宗教書籍，《易經》的乾坤二卦代表上帝或繁衍萬物的玄牝，乾即男，坤即女。總之，馬氏力圖運用比較神話來開啟《易經》之謎，結果他把《易經》與《圣經》、中國與巴比倫、神話與宗教、古與今，統統攪混在一起。他提出這些奇特見解時振振有詞，全然不顧是否有任何依據。

拉夸伯瑞（Terrien Lacouperie）的譯本題名為《中國最古之經典》，其臆測妄斷不亞于烏克拉契，但更帶理論色彩。一他認為，《易經》是古代史實的真實紀錄，正確的理解方法則在后來喪失了，于是轉作占筮之辭。他甚至大膽設想，《易經》并非源出中國，而是紀元前2280年在大禹治世時由“巴克”人帶進中國的。在原文處理上，拉夸伯瑞或保留或去省，頗為隨心所欲，往往以能自圓其說為準。與此同時，他放棄了治易的傳統，對詮釋《易經》的文字置之不理。他進而認為，《易經》是一部辭典，按64卦辭分別列出治國處世的言論。但他絲毫未提，這部“辭典”為何只有64個辭條，它們之間又有何種內在聯系而能自成一體？

說來也怪，盡管拉夸伯瑞的起源說遭人唾棄，其辭典論卻大受其他學者的青睞。法國譯者、易學家哈勒茲（Ch．de Harlez）便是典型的代表。他的譯本題名為：《易經一一古經及傳統評論》，他不僅接受了前者的辭典論，還加以發展，他的整個翻譯處理技巧也以此為基石。他寫道：“古代《易經》由64段或章節組成，每段以一個概念、一個卦象或一個漢字為闡述對象。這個字之下有一個總的解釋和道德的思考，然后再加上別的細節、例子以及表明這個字的涵義的引語一一有時是一整段，有時則是一首小詩。”按照這個觀點，哈勒茲在譯文里大量引述歷代易學家的評論詮釋，使其譯本洋洋大觀，包含不少名言警句。

另外兩種譯本的譯者是菲拉斯特（P．L．Philastre）和利雅格。利雅格的譯本后文專述，這兒只談及前者。菲氏的譯本盡管洋洋灑灑，分為兩大卷帙，譯者卻未提出多少見解，篇首的“引言”也很簡短，只重復了中國治易的傳統觀點。但值得一提的是，菲氏是首先重視中國易學家解易注易之作的歐洲學者。他依據清代的《周易折中》，今竭力把其中各派評述譯出。也許正是他的這一做法啟發了后來的《易經》翻譯家利雅格和衛禮賢，令他倆如法泡制。遺憾的是，菲拉斯特不是一位富有經驗的翻譯家，他攝入中國易學家觀點的技巧不高，用評論者霍爾的話來說：“我們不能從菲拉斯特的譯本中獲得正確的印象，因為他沒把經文的翻譯和評論的轉述協調在一起。”
這個時期歐洲還出現了幾位治易的漢學家，他們未從事翻譯，卻提出了不同觀點。歸納起來，這些觀點有三類：一是把《易經》純粹視為占筮之書。格魯伯（Grube）寫道：“無疑，《易經》是中國遠古文獻之一，因而成為中國文學著述中最玄奧最難讀的作品。但無論多么饒有趣味，它畢竟是一本卜筮之作而已，沒有多少文學價值。”基爾斯（H．Giles）在自己的《中國文學史》里也持同一觀點。魏格爾（L．Wieger）對此觀點的陳述更為明快：“由下卦到上卦的八卦之中存在變化，這就是‘易’（變化）之為《易》。占卦者解釋這種變化的意蘊和性質，并用諸所卜問題。”不可否認，《易經》確屬占筮之書，但這絕不是它的全部。《易經》深厚博大，涵蓋學科之多，可謂“學中之學”豈限于占筮一技。第二類觀點視《易經》為中國古代自然哲學的文獻。持這種見解的學者多半把注意力放在《易傳》，即十翼部分，尤其是《系辭傳》。他們發現《系辭傳》中包含著道家的宇宙論。第三類觀點視《易經》為一部辭典，上文提到的翻譯家拉夸伯瑞即代表人物。這種觀點對后來的漢學家仍有影響。

《易經》在歐洲傳播的第三個時期以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的德文譯本的出現（1924）為開端。到了本世紀，歐洲的漢學家幾乎沒有不涉足《易經》的，但具有獨到見解者不多。不過，有兩位漢學家值得一提，一是康拉底（A．Conrady），曾著《易經研究》，但該書在作者死后才由厄克斯出版。他認為《易經》由異質的兩大不同成分構成：有關預兆的民俗諺語和巫術的程式。文章特別引證了不少屬于前一種的成分，但頗為夸張，以致難于令人信服，而對于所謂“巫術的程式”，韋利卻顯得無能為力，他似乎沒認真研究過十翼之一的《說卦傳》。

總之，《易經》在歐洲傳播已有3的多年的歷史，每個時期都有新的譯本問世，亦有不少漢學家治易，先后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新奇見解。顯而易見，三百多年來《易經》在歐洲的影響愈來愈大，但《易經》的神秘深奧依然如故。正因為如此，它仍然磁石般地吸引著不少歐洲人。

利雅格和衛禮賢的《易經》譯本

利雅格和衛禮賢分別是《易經》在歐洲傳播的第二、三時期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不僅為這兩個時期提供了最優秀的譯本，還對《易經》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們的見解大都寫進了各自譯本的“導言”或以經傳原文的注釋形式出現（衛氏還有研究歡易經》的專著。這大大有助于《易經》在歐洲讀者中的廣泛傳播。

利雅格是英國牛津大學的中國語言文學教授，他著手翻譯《易經》時只有雷孝思的拉丁文譯本，但早在1854一1855年，利雅格便譯完全書。不過，遲至27年之后的1882年，該書才印行于世。這既由于利氏個人的謙恭態度，也有自然災禍的緣故。在譯本的“前言”里，利氏回顧道：

……譯稿完成之時，我得承認自己對這本書的意圖和結構原理十分茫然。我把凝聚著我辛勞成果的書稿放在一邊，希望一一事實上相信一一將會有豁然開朗的一天，那時我會理出一條引導我弄清這部神秘經典的線索。

然而，這一天到來之前，我的譯稿于1870年沉入紅海一月多之久。后經仔細的處理，才得以辨認。但直到1874年我才有工夫潛心研讀，窺視其奧秘。這時我第一次，如我當初所相信的那樣，抓住了線索，發現我在這之前所付出的二十載辛勞完全白費了。

利雅格是以十分嚴肅的態度來翻譯《易經》的，但在譯本“前言”里卻坦率承認他完成譯稿之后不知所云。然而，他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孜孜以求的毅力，終于撥開迷霧，找到了他自己正確理解《易經》的線索，為歐洲以及整個西方讀者奉獻出一部完整而又可讀的第一部英文譯本。

利雅格的翻譯以清代《御纂周易折中》為原本，將《周易》的經與傳部分分列。利氏認為，《經》與《傳》雜陳是使歐洲漢學家長期對《周易》的研究不得要領的重要原因。《易經》與《易傳》的成書時間前后相距700年左右，而《易傳》為孔子所撰的傳統觀點，中外易學家都曾先后提出疑問。利雅格也指出，《易傳》成書在孔子死后，大約在紀元前450一350年之間，作者并非孔子一人，而是反映孔門學派解易的儒家之言。利氏本人從《經》《傳》分立中獲益不淺，稱這是他“朝向正確理解《易經》的第一步。”因此，利氏的譯本把《易經》當做“正文”（text），而把《易傳》僅僅當作“附錄”（appendixes）。

對最難譯的字句，利氏也作了比較恰當的處理，如“元亨利貞”四字，我國易學家也頗有爭論。仍以乾卦為例，利氏將這四字譯為“What is great and originatingpenetrating，advantageous，correct and firm．”基本上采朱熹《周易本義》之說：“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而傳統之見則以“元亨利貞”為君子之四德一一仁義禮智。更為可貴的是，利氏還對這四字的句讀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即將四字斷為“元亨、利貞” 。而在譯文之后，試看利氏在乾卦下對這四字作了何等簡明精當的注釋：

注一：文王歸于乾卦的屬性是四或僅僅是二？按“附錄”之四，中國易學家大都認為“附錄”出自孔子之手，孔子認為是四種屬性，即人性之仁義禮智。朱熹則認為僅為二義，據此我們應譯為“大大的亨通，若堅持正道”，作為占斷語。整個《易經》的64卦中，我們常常看到這幾個字連用。兩種解釋均可成立。
衛禮賢出生在德國斯圖加特市，1895年畢業于丟賓根大學神學院，1899年通過考試應征作為傳教士來到我國青島。通過與民眾的接觸交往，他加深了對中國人民及其傳統文化的熱愛，于是努力學習和掌握漢語，來華后十年（1910）即開始譯介中國古籍，從此走上漫長的譯介中國古代經典、宏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道路。1924年他翻譯的《易經》德文本問世，立即成為當代歐洲最負盛名的譯本，李約瑟博士稱之為“迄今最佳的《易經》譯本。”

衛禮賢的德文譯本之所以獲得如此贊譽，可謂得天獨厚。作為外國傳教士，衛禮賢能與民眾接觸，也有與文人學士交往的機會，由此獲得鉆研中國經典的直接指導。《易經》正是在晚清大儒勞乃宣的幫助和指導下，衛氏開始研習而后經過十載的工夫，終于譯成出版的。勞乃宣被衛氏尊為老師，老師的指導達到了口傳心授的程度。每在翻譯之前，衛氏總先請教老師，同他仔細研討；譯成德文之后，又倒譯成中文，反復斟酌直到勞乃宣首肯，德譯文才算確立。

衛禮賢的譯本也有《前言》和長篇的《導論》。但對《易經》的經與傳，衛氏的觀點不同于利雅格。衛禮賢相信《易經》的經文部分是文王和周公所著，而《易經》部分（即十翼）即使不全歸于孔子本人名下，至少也出自他的門生。后者是對前者的詮釋，密切相關。因此，衛氏的譯本不把《易》與《傳》分開，而獨樹一幟地融貫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64經卦的本體。第二部分則以《說卦》和《系辭傳》為主，加上衛氏自己對卦象和卦交辭的評介。第三部分重列64卦，并將《象傳》《象傳》《文言》《序卦》和《雜卦》中與各經卦相關的內容拆開，一一附在各卦之后。無論在哪一部分，衛禮賢都在《經》《傳》譯文之后增添了大量的內容，包括轉譯的注釋和他自己的見解。于是，衛氏譯本成了一部《易經》的翻譯與評介相混合的作品，帶上了衛氏譯易解易的鮮明個性。衛氏發表的高明見解無疑有益于讀者，但他難免有主觀武斷的時候，這就需要讀者明察了。正如霍爾的評論所指出的：“衛氏的譯本需要慎重使用，因為他在自己的解釋里闡發了許多不為中國人所知的現代觀念，他過份自由地馳騁自己的遐想。”

《易經》究竟是一部什么樣的書？衛禮賢與利雅格的看法也大異其趣。利雅格是一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學的大學教授，一位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家。他以學者的眼光來看待《易經》。在中國古代六經之中，他從時代上嚴格地把《易經》放在《書經》和《詩經》之后，不管他對《易經》的性質和結構是否真正理解。利雅格曾在自己譯本的注釋里抱怨：“按照我們的觀念，建構象征者應當大有詩人氣質，而《易》之卦象作者卻令我們感到厭倦乏味……那些卦象為什么以長長短短的線條圖案、如此錯綜雜亂地是現于我們？”相反，衛禮賢則以在中國的長期而廣泛的經歷，以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熱愛，把《易經》視為中國古代智慧的結晶，不僅崇敬它、翻譯它，還努力運用它蘊藏的智慧來指導自己的社會和人生實踐。他的朋友C．G．榮格在衛氏譯文的英譯本《前言》里一針見血地指出：“利雅格的《易經》譯本雖是迄今為止的唯一英譯本，卻未作出任何努力使之為西方人接受。衛禮賢則不遺余力地讓人理解《易經》的象征。他具有這樣做的條件，因為他受教于大儒勞乃宣，懂得中國的哲學，學會了《易經》的使用，而且他多年不懈地將占筮的奇特技能用于實踐。他活學活用《易經》的意蘊，他的譯本所達到的觀察深度，絕不單單是具有中國哲學的學養就能實現的。”利雅格雖然祟尚宋代易學家的易論，尤其是朱熹的《周易本義》，卻并未把《周易》當作占筮之書。他在譯本里幾乎絕口不談象數，也從不指點讀者占筮。對他來說，《周易》只是中國古代六經之一而已。衛禮賢則不同，他在《導言》里差不多用了二分之一篇幅來談《易經》的使用，并將《易經》當作“占筮之書”專題討論。貫穿譯本三大部分的注釋和評介里也充斥揭示吉兇的內容，整個《附錄》部分更是專門指導讀者占筮之法，提供查卦的圖表。衛禮賢譯易用易的態度，至少在客觀上，促成了當代西方知識界人士愈來愈多地以《易經》為占的傾向。

利雅格和衛禮資的譯本均以清代的《周易折中》為原本，兩人譯易的態度都十分嚴謹。但若將兩者譯文一一對照，則會發現利氏更傾向于嚴格的直譯，不愿也不敢輕易越原文半步，有時不免寧信勿順。比如，64卦的卦名，利氏一律采用音譯；某些過于玄奧晦澀之處，利氏譯后自己也可能莫名其妙，讀者自然更難理解。但這類敗筆畢竟不多。相對地說來，衛禮賢更帶意譯的傾向，尤其表現在注釋部分，其中不乏衛氏本人的理解和說明。當然，這種意譯（Paraphrase）傾向與衛氏當初翻譯時先聽其師勞乃宣闡發有關，也與衛氏竭力要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理解《易經》有關。因此，衛氏當初要是以《日講易經》而非《周易折中》為原本，其風格可能與原本更為協調。

1961年衛氏英譯本再版，以單卷本行世。1967年三版時重新排印，另增加其子衛德明的一篇《前言》。至1980年第三版已七次重印。這個英譯本在西方的發行量早已超過其德譯本，它與利雅格的英譯本一道（連同據德譯本轉譯的法文、荷蘭文、西班牙文、瑞典文、丹麥文等譯本），使《易經》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全世界日益廣泛地傳播。

《易經》在歐傳播給人的啟迪

像我國《易經》這樣的古代文化典籍，不少歷史悠久的國家都有。它們是所在國家的寶藏，也最能引起其它國家的珍視。在本國被尊為國寶，歷代發掘琢磨，光彩照人，在國外則受人仰慕，學者竭力移植引進，以分享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毫無疑問，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各國人民正是在這種文化交流中增進了解，共享精神食糧，共同進步，共同繁榮。

《易經》在歐洲的傳播或許可以作為一個典型例子，啟示我們如何更好地進行各國傳統文化的交流。在這個問題上，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愿從翻譯、評論和應用三方面簡要談談淺見。

《易經》在歐洲的傳播告訴我們：古代經典要傳播域外，翻譯更是必不可少的媒介。而且，這類翻譯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經典原著和有關的歷史文化背景知識。語言的替換不必以古擬古，相反一般總以現代語去追求古語的等值再現。原著的結構形態應以保持原貌為宜。對《易經》這樣的寶典，任何節譯、縮譯、略譯、編譯或調整結構，都是不可取的。完整完善的譯本當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須有這樣一個目標：遲早要有一個標準譯本。其它非標準的節本、縮本之類，只能視為“應用譯本” 。鑒于易學留下了豐富遺產，近代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盡管已有利雅格和衛禮賢等受人稱道的譯本，但可以認為，《易經》還在召喚新的真正的標準譯本。文化歷史背景的譯介也是傳播不可分割的部分。像利雅格那樣知識淵博的學者，譯出《易經》之后猶有茫然不識之感，這充分說明文化典籍的翻譯不是單純的語言替換就能奏效的。正如移植樹苗一樣，只有將根須連同周圍的泥土一起搬家才有成活的可能。譯者應從原著所在國的歷代積累下來的研究成果中精選，或專題全譯單獨出版，或擇要選譯作為譯注。譯者若針對本國文化的差異和依據自己的研究所得增加注釋，應與原注分開，使二者不相混淆。

我國向有注經解經的傳統，凡有助于理解原著、成一家之言的著述、注疏或集解，均應視為評論。《易經》在國外要進一步傳播，應加強《易經》的評論和歷代研究成果的介紹。清代編入《四庫全書》之經部易類的著述已達166種，而古今實有不下三千種，若盡數收輯編成《易藏》，可能不比《道藏》遜色。國外易學界迄今尚未、也難受惠于這一豐富的易學遺產。利、衛二氏的譯本以《周易折中》為原本，算是有識之舉，卻僅各取所需地將各易家注論納入自己的注釋而已。國外易學家倘若忽視這些傳統研究的基礎和累累成果，其研究很可能要么不著邊際，失之膚淺，老是停留在泛論簡介的層次，要么自作聰明，以西方的“科學”眼光和方法，提出新奇的見解，但難免主觀臆斷，失之偏頗，貽笑大方。對《易經》的評論，歷來各家各派皆“援《易》以為說”，其紛繁的程度，豈在象數易理之分，兩派之下尚有六宗之說。治易者無論中西，倘不辨兩派六宗的分野，墜五里霧中，或見林不見樹，或見樹不見林，實在難為《易》論，強而為之，必然漏洞百出。因此，“據《易》以為說”遠比“援《易》以為說”為妥。

開物成務，《易經》當以應用為研究的宗旨和根本目的。《易經》闡釋宇宙間萬物萬象的陰陽剛柔動靜的變化規律，窮變易不易之至理。《易經》既是最玄秘的經典，又是最具應用價值的學問。唯其玄秘更引人思辨，而終令人有所敏悟，有所發現，有所創新。《易經》的應用是無限廣泛的，歷代的大量事實已證明了這點。舊的應用領域有待進一步發掘，新的應用范疇有待進一步探索。治易者切不可劃地為牢，或專以《易》為占筮之書，或專以《易》為哲理之書，理學之書，倫理之書，數學之書，醫學之書，天文之書，地輿之書，養生之書，等等。它既是其一，也是其二，更是其可能的全部。見仁者說仁，見智者說智，大可各執一端，各礪其器，各有所為，以自身的研究、實踐和應用來印證和體驗《易經》的博大精深。

通古今之變.察生命之源。究天人之際、慨一生玄覽。鎖宇宙奧秘、研生死玄關。築萬世之基、測萬事萬物。傳承奇門遁甲、大六壬、周易八卦六爻、企業與個人顧問運籌咨詢易經古文化傳承，環境堪輿布局，企業環境顧問，讓人們了解本我，讓易學服務生活，借宇宙之力量，運用宇宙之能量，助君子之人生！以作更好的人生規劃，則固其本，進而修身、齊家，為家庭，企業及社會共謀福祉！聯系電話微信djbzyc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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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曾被評為“在法國最具影響的中國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