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醫生的大志向向“生命的禁區”發起挑戰現在看多發性骨髓瘤治療藥物這么多 , 但在三十年前 , 血液病領域是“生命的禁區” , 活生生的患者 , 無論是年輕的白血病患者 , 還是年長的血液腫瘤患者 , 大多數在診斷之后 , 很短時間之內就會死亡 , 所以當初愿意投身血液領域的人鳳毛麟角 。 傅衛軍卻從絕望中看到了希望 , 首先 , 外科醫生對血液疾病束手無策 , 是內科系統疾病 , 所以內科醫生是血液病診療的絕對主角;其次 , 做血液學研究 , 取材方便;所以 , 還未入血液科的傅衛軍就開始“摩拳擦掌”準備在這一新興、進展迅速的學科大展拳腳 。
讓傅衛軍堅定地在血液病領域尋夢的 , 還有一位領路人 , 就是傅衛軍的導師余潤泉教授 。 如今90多的余教授還非常認真嚴謹 , 至今還在不斷學習新的文獻 。 “余教授無論是對我的職業發展還是從醫習慣 , 都起了非常重要的引領作用 。 ”在博士復試的時候 , 導師就給剛剛入行的傅衛軍上了一課 。 復試題目很簡單 , 也是血液科醫生常規操作 , 用顯微鏡找細胞 。 在低倍鏡下看到滿眼細胞的傅衛軍覺得這次復試估計是老師想糊弄一下 , 結果到高倍鏡下一看 , 卻傻眼了 , “一個細胞都沒看到 。 ”急得滿頭汗的傅衛軍向老師承認:“找不到 。 ”原來 , 是老師為了考察學生的細致程度 , 將載玻片翻轉過來 。 傅衛軍也牢牢記住了這特殊的“第一課”所學到的“細心”二字 。 之后 , 這一習慣也貫穿在他診治患者或開展臨床研究的始終 , 讓他受益匪淺 。
傅衛軍將目標聚焦在血液疾病中發病率較高的多發性骨髓瘤和淋巴瘤 , 作為PI完成20余項骨髓瘤、淋巴瘤新型治療藥物的國際及國內注冊臨床研究 。
“骨髓瘤的療效評估是非常復雜的 , 經常會同樣一個病例得出不同的結果 。 怎么樣正確評估?全世界都沒有標準方案 。 ”傅衛軍開始聯合北京朝陽醫院 , 很早就開展了現在才被重視起來的微小殘留病灶(MRD)檢測 , 使得骨髓瘤整體評估上了一個新臺階 。 在骨髓瘤遺傳分層方面傅衛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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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藥研究 , 傅衛軍還非常重視在全國推廣和普及MM診療指南 , 因為他認為 , 只有所有醫生都規范治療 , 才能將現在臨床上好的治療手段用好 , 他說:“推廣指南和新藥試驗 , 一個是對基層骨髓瘤醫生有益 , 一個是對患者有益 , 今后我還會繼續堅持下去 。 ”
“很多人不知道十幾塊錢就能檢測多發性骨髓瘤”傅衛軍曾經在美國最好的醫療機構MD安德森癌癥中心做訪問學者 , 他對自己看在眼里的差距感同身受 , 并且覺得有責任幫助中國的患者以及臨床科室建立這樣更好的診療理念 。
談到中外差距 , 他介紹 , 首先 , 從診斷角度看 , 有兩方面差距 , 最大的差距在于 , 我國MM患者診斷時大多比較晚 , 患者因為有貧血、腎功能不全、骨頭破壞、漿細胞瘤 , 才會被診斷 , 而在美國門診的MM患者大多數都是在平時體檢或其他科室疾病診斷過程當中 , 偶然發現多發性骨髓瘤 , 這些病人都非常早 , 甚至都不需要治療 。 另一方面 , 我國MM患者通常比國外患者年輕5歲左右 , 且高危遺傳學細胞比例更高 , 處理相對復雜 , 整體生存期要求更高 。
第二 , 在全程管理方面 , 我國和國外還有一定的差距 。 國外隨訪更好一些 , 中國一定要建立慢病管理系統 , 督促患者定期隨訪、維持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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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在某些研究領域 , 中國做得不錯 , 如CAR-T治療中國骨髓瘤患者中開展比較早 , 療效比較好 , 但是多而雜 , 沒有形成真正的系統 。 而反觀國外 , 他們做得更晚但也更系統 。 第四 , 在藥物的研發方面 , 中國正在迎頭趕上 , 但在概念的論證、機制研究方面 , 國外更勝一籌 , 他們基礎工作做得更好 , 這也就導致了在新藥研發方面 , 他們總是走在中國的前面 , 讓國外患者更早地接觸到革命性的藥物 。 但現在中國的醫生也非常的努力 , 臨床、基礎都有大量進步 , 我國的企業也在進行一些國內特有藥物的研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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