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透析中心里的年輕人( 三 )


而且 , 血液透析每隔一天就要前往醫院待上4個小時 , 年輕的患者幾乎無法再正常上學、工作、長途旅行 。
尿毒癥的殘酷在于 , 目前沒有根治的方法 , 無論透析還是腎移植 , 哪一種都做不到十全十美 , 無論哪一種都風險與收益并存 。
長期透析往往伴隨貧血、低血壓、甲狀旁腺腫大、心血管疾病等多項并發癥 , 而腎移植手術就像一場賭博 , 雖然危險發生的概率很低 , 但仍然有急性排異、感染等風險 。 并且 , 移植之后 , 患者還需要終身服用免疫抑制劑 , 罹患感染性疾病甚至癌癥的風險也較之常人更高 。
維持好的情況下 , 患者可以通過透析維持十幾年至二十幾年的壽命 。 腎移植的腎臟存活中位數在10年 , 運氣好的情況下 , 腎臟存活15~20年也有很大可能 。
透析像是一根無形的繩子栓住了患者 , 既沒有健康 , 也沒有自由 。
在經濟條件負擔得起的條件下 , 醫生都會建議年輕患者優先選擇腎移植 。 “萬一之后移植腎失功了 , 還可以再透析 , 理想狀態下 , 二十幾年加上二十幾年 , 患者的生活質量得以提高 , 存活時長也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延長 。 ”劉莉說 。
被錯失的機會窗口 , 迎來透析生活及時的治療時機 , 對尿毒癥患者來說至關重要 。
但“時機”本身 , 也并非所有的尿毒癥患者都能把握住 。 它一方面取決于發現疾病時間的早晚 , 另一方面也取決于當地的醫療水平 。
不少年輕的尿毒癥患者 , 就是因為錯失了時機 , 而不得不開始透析中心的生活 。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世紀壇醫院 , 腎內科門診的接診患者中 , 有一定數量來自同院其他科室的轉介 。
“比如 , 原本去內分泌科、心血管內科看糖尿病、高血壓的 , 去血液科看貧血的、去風濕免疫科看風濕性關節炎的 , 后來都發現是腎臟有問題 。 ”科主任羅洋說 , “第一大來源是消化內科 , 因為尿毒癥患者最早表現出的就是消化系統癥狀 , 比如惡心、吃不下飯、乏力 。 ”
但在千里之外的甘肅省某地 , 當年15歲的桓秋也是這樣 。 確診尿毒癥之前一年半 , 因為出現嚴重的納差癥狀 , 食欲不振、吃不下飯 , 母親帶桓秋遍尋了全市的消化內科 。 遺憾的是 , 醫生沒看出所以然 , 母女倆只能不了了之 。
在醫療資源欠發達地區 , 桓秋的經歷并非孤例 。 《中國鄉村醫藥》2022年的一篇論文顯示 , 在浙江省某縣內 , 縣級醫院和鄉鎮、社區衛生院的316名非腎臟病科醫生中 , 知曉慢性腎臟病知識的僅占比11.4% 。
非腎臟病科醫生對慢性腎臟病的普遍不了解 , 可能加劇貽誤疾病被發現的良機 。 而當貽誤時機導致的嚴重后果發生在年輕患者身上時 , 總是令人尤為遺憾 。
一位全國大三甲腎內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 , 出于就醫的便捷性和經濟考慮 , 很多外地患者在當地診斷慢性腎臟病后 , 會繼續在當地復查、治療 , 但效果并不太好 , 等趕來北京求醫時 , “已經沒有機會了 , 那個時候的腎臟基本上都壞了” 。
醫療資源豐富地區的案例往往極為反差 。
中日友好醫院腎內科主任醫師張凌接診過一位患者 , 那位患者4歲時 , 因為在唐山大地震的逃生過程中 , 不斷地摔倒、奔跑遭致大面積擦傷 , 繼發感染導致了腎炎 , 之后一直定時復查、規范服藥、控制飲食 , 依從性極強 。
由于疾病在前半生始終處于慢性、穩定的狀態 , 患者的人生幾乎沒有受到影響 , 上了大學 , 成為了一名知名編劇 。 直到50多歲才進入尿毒癥階段 , 開始透析 。
這些醫生反復強調:慢性腎臟病是不可逆轉的 , 尿毒癥是其注定的終點 。 但如果能得到及時的專業的診治 , 終點的到來時間會被盡可能延緩 , 甚至永遠不會到來 。 但他們也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 , 那就是患者并不總是相信醫院里的醫生 , 那些自稱可以根治慢性腎臟病的偏方總是更受患者青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