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透析中心里的年輕人( 四 ) 醫院

在醫生的講述中，這是腎內科門診幾乎每周都會上演的另一種常態：患者的血肌酐本來只是輕微偏高，距離尿毒癥還有很遠的距離，但2個月后一來復查，一下飆到需要透析的水平。
這些病例中，最讓人痛心的莫過于一位當年在讀小學5、6年級的十多歲兒童。由于父母聽信偏方，生生把孩子從定時隨訪就能逐漸恢復的一種急性腎損傷，變成了慢性腎衰竭，再無藥可救，只有透析或移植。
從業時間越久，醫生們越能感悟到，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患者的年齡、性格、收入、文化水平、認知能力、能獲得的醫療資源，社會對疾病的認識、對患者的接納等，共同決定了患病之后的存活時長和生活質量。
作為腎內科多年的主任，張凌格外關注透析中的年輕人。
前不久，她組織了一次線上問卷調查，問題關于血透患者的疾病管理與生存質量。她驚訝地發現， 429名平均年齡在42.9歲的長期血透患者中，近半數為無業狀態，正常在職或退休的患者僅占24.2%；此外，僅36%的患者與配偶居住。
“這說明他們的工作、婚姻狀態都是不理想的，定期血透極大地妨礙了患者的正常社會生活。 ”她說， “在中國，透析導致生活質量下降的現象非常突出。 ”
張凌接觸過一位30多歲確診尿毒癥的患者，原本即將在體制內升職，自從開始透析之后，不僅升職一事不了了之，之后但凡工作上積極爭取，就會被領導勸阻“不要累著自己、好好休息” 。
還有30歲剛出頭的年輕小伙，大學本科學歷，因為定期透析找不到工作，在張凌幫他找到工作之前，只能依賴母親，甚至拖累已經結婚生子的姐姐。
張凌還碰到過請求她開具“能夠工作的證明”的年輕透析患者。對方在外企工作，剛透析2個月，覺得應該把自己的健康情況告知公司，同時也擔心是否會因此失去工作。
但張凌清晰地知道，在臺灣、日本、新加坡等發達地區，因為企業雇傭透析患者可以享受稅收優惠，透析患者比較容易找到工作，透析不會影響到患者的經濟獨立。
“但在國內，社會往往對于透析患者存在‘只能躺在家里’的錯誤認知，就業歧視、婚戀歧視，加上疾病本身的生理心理負擔，在這種內外雙重作用下，不少年輕的透析患者，一邊承受透析之苦，一邊放棄了自我，喪失了積極面對生活的態度。 ”張凌嘆息道。
怎樣度過漫長的余生？在人的一生中，會經歷數個站在十字路口的瞬間，那是足以決定未來的重要時刻。對那些年輕的慢性腎臟病患者而言，確診的時刻就是人生的重要時刻。
治或不治？透析還是移植？這些艱難的選擇，這個纏綿終身的疾病，將決定這些年輕人未來幾十年的人生要怎樣去愛，怎樣去活。
張玉芳沒有考慮過腎移植，她覺得透析非常保險，不過是隔一天扎兩針，而移植萬一失敗，可能失去整個生命。她不愿意去賭移植手術成功的可能。
但剛開始透析時，她仍然懼怕，擔心透析活不了多久。由于體內毒素的不斷積累，那時，她同樣處于生理上的低谷。吃不下飯、走不動路、渾身沒勁，由于尚未熟悉控制對水的攝入，透析導致驟然脫水過多而暈倒昏迷之前，還以為自己只是中暑。
“當時，如果我愛人放棄了，讓我以后就在家待著吧，我就完了。 ”張玉芳記得，當時，為了幫她恢復身體，丈夫陪著她從走路開始鍛煉，走走停停也要走。慢慢地，她的腿越走越有勁，可以做到繞天壇公園走一圈。之后，隨著對控制攝入水量的不斷熟悉，除了定時定點往醫院“報到” ，她的生活幾乎恢復到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