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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罵是死者附近的兀鷲，卻也是 30 萬人活下來的希望(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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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罵是死者附近的兀鷲，卻也是 30 萬人活下來的希望】「好幾次家屬同意了 ， 文件全部簽好了 ， 那邊心跳一下子沒了 ， 器官缺血 ， 不能再使用了 。 」
為了減少腦死亡后的等待時間 ， 協調員需盡可能在腦死亡發生之前完成相關文件的準備和簽署 。
于是 ， 看上去 ， 病床上人還活著 ， 協調員就開始與家屬談起后事了 。
實際上 ， 通常只在主治醫生認為這個病人已經「病情不可逆」 ， 幾乎沒有搶救可能的時候 ， 才會將病人轉介給協調員；而且 ， 潛在捐獻者家屬簽約表示愿意捐獻并不會影響主治醫生的全力搶救 。
有極少數的潛在捐獻者在簽約后居然奇跡般地扛過了死亡 ， 痊愈出院了 ， 按照規定 ， 他們的醫療費用會被全部減免 ， 這些人往往會在之后主動去登記自己的器官捐獻 。
徐燕給我看了她相機里的照片——無影燈下 ， 身著藍衣的6位手術醫生向白布下的捐獻者鞠躬、默哀——這是每一例取器官手術前的必須程序 ， 這位協調員會把她所做的每一例的送別照片拍下來發給捐獻者家人 ， 「留個念想吧」 。
他們被罵是死者附近的兀鷲，卻也是 30 萬人活下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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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器官捐獻者致敬
「我們的決定是不能經不起時間考驗的……」一位協調員告訴我 ， 曾有捐獻者家屬告訴他 ， 正是這句話 ， 堅定了他們捐獻的決心 。
打開「新生」的門
符合捐獻條件的人捐獻的可能性有多大？好幾人給我的回答是 ， 「已經比過去好很多了」——前幾年大概10幾例能有一例肯跟你談 ， 現在大概會有兩個人就有一個說表示可以考慮下 。
如何向悲痛的家屬解釋？通常 ， 在這種情況下 ， 男性協調員更多地依靠分析能力 ， 而女性協調員更多地依靠共情和陪伴 。
「首先 ， 人們很難接受親人即將死亡的這個事實」 ， 徐燕這樣解釋家屬們的這種下意識地反應 。
「在這個時刻 ， 如果去跟家人提 ， 捐器官 ， 救人 ， 一般都不會聽的 ， 這事兒跟我沒關系……」
廣西的協調員李霞告訴我 ， 「這種時候 ， 我一般不提愛心 ， 就是過去聽她們傾訴 ， 然后跟她們講 ， 人走了 ， 那些器官還是好的 ， 多可惜……」
「一個人很絕望的時候 ， 如果前面是一堵墻 ， 我們幫他們打開一扇門」 ， 高曉剛這樣描述他的工作 。
這位襯衫衣領總是很端正的協調員曾經是外科醫生 ， 現在是長海聯合OPO的辦公室主任 ， 他覺得 ， 幫助家屬去思考他們未來的生活 ， 也許是協調員與潛在捐獻者家屬能找到溝通語言的一種方法 。
在高曉剛那間夾在門急診大樓中間的OPO辦公室 ， 書架上的《醫療法律法規全書》、《工傷糾紛》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賠償》在一群醫學書中特別醒目 。
高的同事郝美杰向我談起了她遇上的第一例捐獻：
那家人來自農村 ， 家里有兩個孩子 ， 一個即將讀博士 ， 一個博士在讀 ， 父親被老家那邊的無牌車撞了 ， 撞他們的人很無賴 ， 不給錢 ， 怎么判都行就是沒錢 。
他們把老人從家鄉醫院轉來了長海 ， 想繼續救 ， 救不回來就打算跟對方去鬧 。 高老師得知此事后 ， 先從家中的兩位研究生入手做工作 ， 給勸了下來 ， 畢竟 ， 那樣做既觸犯法律 ， 也是對逝者的不尊重 。
后來 ， 基于各種法律法規 ， 長海聯合OPO為這家人提供了不少幫助……
協調員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能被家屬情緒帶著走 ， 「潛在捐獻者家屬所面對的死亡多屬突發 ， 家人六神無主 ， 協調員有時需要部分地承擔主心骨角色——下一步應該怎么走 ， 應該進行什么樣的程序 ， 幫他們出主意」 ， 美杰這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