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80后的姑娘從前是移植科的護士 ， 已經做了一年的協調員工作 。 見到她時 ， 她正在準備與另一位同事劉菊萍搭班去協調一個案例 。 這是協調員工作的常態 ， 他們通常兩人一組 ， 一人負責談話 ， 一人負責準備文件或負責醫學護理 。
這是他們第二次面對那家人 。
幾天前 ， 那家的女兒因自發性腦出血入院 ， 「病情不可逆 ， 死亡」 ， 而現在 ， 那位父親又因為工地事故摔傷 ， 同樣瀕臨死亡 。 女兒去世時 ， 媽媽捐出了她的角膜 。
「孩子還沒好好看看這個世界呢 ， 讓別人替她去看看吧 。 」
「角膜取走后 ， 醫生為女孩在眼眶里裝入了義眼 ， 那小姑娘看上去像閉著眼睛入睡的小公主一樣」 ， 參加過小姑娘葬禮的劉菊萍回憶道 。
這是劉做協調員工作的第二個月 ， 她喜歡拿個巴掌大小的小本子時不時跟人討論：「這個問題我提得是早了還是晚了？」
很快 ， 她需要去向那位媽媽談起女孩父親的器官捐獻 ， 死亡隨時可能發生 ， 準備文件 ， 要與時間賽跑 。
在協調員的工作中 ， 一家人連續遭遇親人死亡的例子并不罕見 ， 比如涉及到數個親人的車禍 ， 或是同時病倒的親人 。
六點半 ， 我眼看著劉菊萍向那位媽媽講完她練習了無數次的結束語：「我能說的就這些 ， 不管你們做什么決定 ， 我們都支持 ， 即使你們不準備捐獻 ， 也別往心里去 。 必須要跟你講這些 ， 這是我們的工作」——職業、克制 ， 我們只是引導 。
晚八點 ， 美杰、劉姐和一位實習生與三位傷者家屬進入會談室 ， 一間空曠而亮堂的屋子 ， 有幾把椅子 ， 并沒有什么裝飾 。
80分鐘后 ， 門打開 ， 協調員和家屬從會談室里出來 。 一位家屬輕聲地對著美杰說 ， 我們再考慮考慮 。
第二天下午三點 ， 家屬電話打來 ， 答應捐獻 。 幾天后 ， 那位父親離世 ， 他的兩個腎臟和一個肝臟使得三位患者獲得了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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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器官捐獻緬懷活動 ， 每一個簽名都是一段故事
死和生的平衡
人類學家余成普在《器官捐贈的文化敏感性與中國實踐》中寫道：「器官捐贈 ， 必然是一個處理生與死、自我與他者、個人與家庭、自然與文化、贈予與接收 ， 甚至窮人與富人、地方與全球的問題 。 」
仁濟OPO的主任陳小松分析家屬在面對是否捐獻的問題時的顧慮 ， 他說：「最常見的一種顧慮是 ， 人已經不行了 ， 還要在他身上開刀 ， 他會疼嗎？」
蔡國瑋則向我解釋了她對這類顧慮的理解：「雖然從科學上來講 ， 腦死亡后其實這是沒痛苦的 ， 但是他們心里面覺得是有痛苦 ， 他們很難割舍的其實是一種愛 ， 不管是夫妻的愛 ， 子女或者是兄弟姐妹 ， 很難割舍……」
通常 ， 家屬中有醫務工作者的 ， 能夠更好的理解死亡 ， 選擇進行器官捐獻的概率也就比較大 。
然而 ， 對醫務工作者而言 ， 這還會涉及到一個問題；「你知道 ， 我以前在醫學院受到的教育 ， 就是一定要把人救回來 。 如果他是非常好的醫生 ， 他的目標就一定是怎么樣把這個人救回來 ， 他只能有這個目標 。 但現在要改變這個目標 ， 告訴他 ， 我們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平衡 。 」
徐燕成為協調員之后沒多久就是清明 ， 跟著師兄去福壽園參加悼念活動 ， 一個60多歲的捐獻者家屬代表上臺講話 ， 他的話讓我不覺心頭一緊 。 老人沒有拿講稿 ， 只是緩緩地說：「小時候我很怕死 ， 但沒有人告訴我死亡是什么 ， 現在我知道了 ， 我所恐懼的是對死亡的害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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