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學觀|郁金泰:“臨床需求”為基,“科學研究”為器

·正確的科學觀是一種成功的態度、方法以及思維形式 , 帶動社會進步 , 助力人生價值及社會價值的實現 。 當然 , 仁者見仁 , 智者見智 。 作為一線醫務工作者及科研人員 , 致力于以臨床需求為導向開展專業領域的防診治研究是我的工作 。
我的科學觀|郁金泰:“臨床需求”為基,“科學研究”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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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是工具 , 以解決問題 , 服務社會為核心宗旨 。 從2007年開始 , 我就開始在阿爾茨海默病領域進行研究 , 這一扎就是15年 。 最初 , 阿爾茨海默病在國內很少有神經科醫生從事這方面的臨床和科學研究工作 , 但在當時的歐美國家 , 阿爾茨海默病的防控已經上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問題 。 我當時考慮 , 隨著社會老齡化的進程和人均壽命延長 , 阿爾茨海默病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會越來越嚴峻 , 且隨著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提高 , 阿爾茨海默病的防控將來勢必會越來越受到重視 , 因此在當大家還沒有關注這個將來肯定會越來越受社會關注的領域時 , 我就已經下定決心把阿爾茨海默病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 。
我的科學觀|郁金泰:“臨床需求”為基,“科學研究”為器】阿爾茨海默病 , 俗稱“老年癡呆” , 是一種以認知障礙及精神行為問題為表現 , 最終導致社會及生活功能喪失的神經退行性疾病 。 其起病隱匿、早期診斷困難 , 造成我國公共衛生系統沉重的負擔 , 也給國家“健康老齡化”戰略帶來一系列挑戰 。 2020年中國認知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 目前我國60歲及以上人群有1507萬癡呆患者 , 其中阿爾茨海默病近千萬 。 2015年中國社會癡呆成本已超1萬億元人民幣 , 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翻倍 。
所有慢病的防控 , 預防尤其重要 , 我們傳統醫學也強調“治未病” 。 習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講話中強調 , 把傳統的“以治病為中心”理念轉變為“以健康為中心” 。 然而 , 在傳統觀念里 , 大家普遍都認為阿爾茨海默病是不可預防的 。 但我始終堅定地認為阿爾茨海默病和心腦血管、腫瘤等常見慢病一樣 , 都是可防可控的 。 我們團隊因此以“臨床需求”為出發點 , 運用“科學研究” , 希望可以在阿爾茨海默病的早期早防方面有所突破 , 為緩解阿爾茨海默病帶來的經濟及社會負擔做出努力 。
針對阿爾茨海默病發病機制不清 , 起病隱匿 , 早期診斷難度大 , 我們基于臨床優勢 , 組建臨床研究團隊 , 牽頭建立中國人阿爾茨海默病生物標記物和生活方式(CABLE)臨床資料及生物樣本的大規模臨床研究隊列 , 不懼繁瑣 , 系統進行神經心理學評估及生物樣本采集、管理及檢測 , 發現可以用于臨床的早期診斷和進展預測的新生物標志物 。
為了轉變大家對阿爾茨海默癥不能預防的傳統觀念 , 我們團隊開展了一系列阿爾茨海默病可調控危險因素探究的研究 , 通過大規模隊列研究 , 確立了睡眠時長、輕微抑郁、血壓特征、血糖水平、運動、光照時長、體重指數、空氣污染、白內障等AD新環境因素及其最佳干預參數 。 我們的最新研究發現 , 與睡眠時間過長/過短+低運動量+長時間久坐的人相比 , 每晚7小時睡眠+中高強度運動量(相當于每周步行超過120分鐘 , 或中度運動超過100分鐘 , 或劇烈運動超過50分鐘)+短時間久坐(4小時以內)是最優推薦組合 , 其阿爾茨海默病風險降低了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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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阿爾茨海默病和其它慢病一樣存在許多可調危險因素 , 那么如何通過調控可調控危險因素去預防呢?我們又進一步與國內外知名專家教授合作 , 采用循證醫學的方法 , 參考國際公認的GRADE標準制定了證據級別和推薦等級 , 制定了阿爾茨海默病的循證預防方案 , 最終形成了21條預防建議 , 為預防阿爾茨海默病提供了科學依據 , 并且為政府制定公共衛生策略提供了重要參考 。 其實 , 作為臨床研究者 , 負擔的是臨床和科研雙份任務 。 正是受益于團體正確的科學觀價值導向 , 團隊成員才能始終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