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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看我國藥價形成機制( 二 )

健康知識養生常識


就藥品價格干預而言 ， 美國聯邦政府也面臨著兩難選擇 。 政府直接干預藥品價格 ， 與美國崇尚自由文化、自由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激勵創新等理念和“一以貫之”的做法相悖 ， 如果政府干預過多 ， 會冒政治風險 。 奧巴馬醫改法案就曾經被共和黨攻擊醫改法案干涉了個人自由 ， 與美國憲法相悖 ， 被20多個州裁定“醫改違憲” 。 此次政府的“強力”干預 ， 不僅可能導致醫藥產業的強烈反應 ， 也可能成為共和黨“攻擊”的靶點 ， 為安撫藥業 ， 政府一再說議價只涉及少數上市多年的藥品 ， 無礙藥品創新 ， 就反映了這種擔心 。 但不干預 ， 藥價關系到選民的切身利益 ， 過高的醫療費用 ， 因不能讓民眾滿意會因此丟失選票 ， 也會成為共和黨政治上“攻擊”的另一個靶點 ， 同樣也會冒政治風險 。 所以 ， 《法案》中的措施是政治博弈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 存在干預范圍不大、措施虛化以及作用有限的問題在所難免 ， 加之其它能否落地并取得效果還取決于兩黨的博弈結果 ， 因而政策的“符號意義”可能更強于實際效果 。
從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看我國藥價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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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案》對于控制藥價的作用有限
盡管對藥價干預從MedicarePartD擴大到PartB、從一般的藥價返利到強制性壓低獨家藥的價格 ， 建立了對于不接受談判的藥企加征高額稅收以及不按照談判價格銷售的企業處以高額罰款等懲罰機制 ， 但是基于以下原因 ， 對于控制藥價和藥品費用的實際作用可能有限 ， 將會產生多大的實際影響也有待觀察 。
一是盡管談判的藥品是價格最高、銷量最大并帶來高額藥品費用的藥品 ， 但品種不多 ， 且時間跨度很長 ， 從2026年起就65種藥品的價格進行談判 ， 加之其它措施 ， 預計將給政府在未來10年節約2880億美元 ， 即每年僅減少288億美元藥費 ， 這對于美國規模巨大的醫藥費用到底能夠起多大減少醫藥支出的作用？恐怕還要打上個問號 。
二是談判的獨家藥是經過FDA批準至少9年的藥品 ， 并規定降價幅度和藥品上市時間關聯 ， 以2021年非聯邦平均藥企價格作為基準 ， 上市12年以下的藥品降幅至少為25%；上市12-16年的藥品降幅至少為35%；上市16年及以上的藥品降幅至少為60% ， 到2026年開始執行 。 這意味著這些藥品進入談判時大多已經過了專利保護期 ， 企業已經維持了很長一段時間的高價 ， 以壟斷價格獲得了足夠高的收入 ， Medicare和參保人已經為此支出了足夠高額的醫療費用 。
三是受益面不大 。 僅為MedicarePartD和PartB的參保人 ， 每年談判藥品品種較少 ， 從2026年起實施談判 ， 2026年、2027年、2028年和2029年分別為10、15、15和20種藥品 ， 涉及疾病病種、受益者人數并不多 ， 且從目前到2026年長達4年的時間參保人無法受益 ， 之后也是少數人受益 。
四是能否正真落地 ， 還取決于兩黨的博弈以及哪個黨執政 。 一旦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利 ， 拜登可能會成為“跛腳總統” ， 其《法案》措施落地將可能受到極大阻礙 。 如果民主黨在2年后的總統大選中敗北 ， 《法案》將很有可能“壯志未酬身先卒” 。 因此 ， 能否實際落地、能執行多久、是否達到預期效果 ， 變數很多 ， 目前看都是未知數 。
從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看我國藥價形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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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案》帶來的啟示：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的有機結合
無論是美國的公共醫療保險還是私人保險 ， 都采取以“返利”為主的降低成本措施 。 對于非競爭性藥品 ， “返利”并沒有影響到藥品的市場價格 ， 既有利于藥企維持藥品市面上的高價位 ， 也有利于保險公司獲得更多的利益 ， （與降低藥品價格相比）參保人的利益受到隱性損害 。 以及兩黨博弈 ， 尤其是為了贏得中期選舉博弈加劇的現實情況下 ， 而且是不得已而為之出臺了《法案》 ， 還選擇了政府直接、強力的壓低藥品價格的措施 ， 說明以往以“返利”為主的醫保措施無法“撼動”非競爭性藥品的價格 。 據報道 ， 美國政府為此成立了一個有95人組成的藥價談判小組 ， 下設6個處 ， 且國會撥款30億美元 ， 用于今后8年的運行 ， 反映了政府在做長期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