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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文獻第24期-常規與載藥微球經動脈化療栓塞術治療肝細胞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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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 ， 我們包括248名cTACE患者和122名DEB-TACE患者 ， 他們總共接受了781次TACE手術(如圖1所示） 。 cTACE組平均治療次數為2.3±0.1次(1~10次) ， DEB-TACE組為1.7±0.1次(1~6次) 。
表1列出了基線患者特征 ， 表2列出了基線腫瘤特征 。
介入文獻第24期-常規與載藥微球經動脈化療栓塞術治療肝細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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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研究cTACE和DEB-TACE在具有特定特征的HCC患者中的療效差異 ， 并識別可能的預后生物標志物 ， 進一步將患者按腫瘤形態分為浸潤型(n=83)和結節型(n=287) ， 按腫瘤大小分為優勢病灶>3cm(n=269)和>5cm(n=167)組 。
優勢病變定義為最大的肝細胞癌病變 。 大小的分界值來自BCLC分期系統(3厘米)和米蘭標準(5厘米)用于移植候選 。 根據三種病理類型定義了宏觀生長模式：結節狀、塊狀和浸潤性 。
浸潤性腫瘤定義為基線MRI上邊界不清的彌漫性病灶 ， 而非邊界清楚的結節性HCC和占據大部分或全部肝葉的巨大HCC 。
在這項研究中 ， 結節型患者包括結節狀和塊狀肝癌亞型 。 此外 ， 在MRI上評估了肝硬變的形態特征(例如 ， 肝臟輪廓、T1加權序列同相和反相信號強度的差異) 。
2.3.MRIandImageAnalysis
所有患者在最初的TACE手術前都接受了標準化的增強肝臟MRI檢查 。 該方案包括肝動脈期(造影劑后20s)、門靜脈期(造影劑后70s)和延遲期(造影劑后180s)的平掃和增強掃描序列(0.1mmol/kg靜脈注射吉多噴妥鈉；Magnevist；Bayer ， Wayne ， NJ ， USA) 。 腫瘤形態的圖像評估和基于卡尺的直徑測量由兩名獨立的4歲放射科住院醫生進行回顧性研究 ， 并由委員會認證的放射科醫生監督 。 分歧通過協商一致得到解決 。
2.4.OverallSurvival
本研究的主要終點是OS ， 定義為從第一次TACE（研究進入點）到因任何原因的時間 。 隨訪于2014年12月31日結束 。 接受除TACE以外的肝臟靶向治療、與最初進行的TACE不同形式或在初始TACE后進行肝移植的患者在額外治療時被截尾 。
2.5.AdverseEvents
本研究的次要終點是治療相關毒性的評價 。 在所有接受cTACE治療的患者中 ， 分別有157例和125例患者報告了術后臨床不良反應和生化不良反應 。 接受DEB-TACE治療的患者中 ， 116例獲得臨床不良反應報告 ， 115例獲得生化不良反應報告 。 記錄DEB-TACE和cTACE的臨床不良反應和生化不良反應 。 將TACE術后30d內發生的治療相關不良反應和生化毒性納入分析 。 不良事件分級采用國立癌癥研究所不良事件常用術語標準(CTCAE,v4.03) 。 生化毒性≥3級 。
2.6.StatisticalAnalysis
描述性統計報告為平均值±標準差或中位數和范圍 。
使用傾向得分匹配 ， 生成了跨兩種治療方式觀察到的協變量的平衡數據集 。 用于BCLC分類的基線特征用作協變量 ， 并使用梯度提升來獲得傾向得分 。
一組患者與對照組的一名或多名患者進行傾向評分匹配 。 分數經過加權 ， 包括分析中的所有個體 。 為了在傾向評分加權后確認兩個隊列的可比性 ， 分別使用列聯表和Fisher精確檢驗（兩個參數）或卡方檢驗（>2個參數）比較基線患者和腫瘤特征 。 傾向得分加權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被擬合以確定OS的預測因子 。
在單變量分析中與OS顯著相關的協變量包括在多變量分析中 。 此外 ， 通過使用加權結果繪制KaplanMeier曲線并通過對數秩檢驗（OS、比率、比率的95%置信區間）比較生存曲線來分析事件發生時間數據 。 使用Fisher精確檢驗對TACE后AE進行比較 。 完整的統計分析在R3.0.3（2014年 ， RCoreTeam ， Vienna ， Austria）中進行 。 附加R包“twang”用于進行傾向評分加權 ， “生存”包用于生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