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業多年后 , 郭亮注意到 , 在北京 , 代問診業務是最多也是最復雜的 。 這部分需求主要來自外地患者 , 他們向往更好的醫療資源 , 同時疫情防控下就診流程相對復雜 , 他們更傾向于先請人去“探探路” 。
有數據顯示 , 2019年 , 北京醫療機構的就診人次數超過2.6億 , 其中外地來京患者約占三分之一 。 根據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20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 , 2020年 , 全國三級醫院收治的住院省外就醫患者達到599萬例 , 異地就醫(包括省內異地就醫和跨省異地就醫)總人次達8238萬 ,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 這一龐大的數字相比2018年和2019年有所減少 。
“80%以上的客戶是外地人 。 ”郭亮近年來服務的對象 , 特征很明顯——因為疫情或者身體原因不方便自己來醫院的 , 就把所有的資料證件寄給他 , 讓他去醫院問診拿藥 , 再快遞回去 。
這類服務對陪診員專業度的要求更高 。 “如果幫第一次看病的人代問診 , 需要先全面細致了解對方的病情、痛點、過往病史等 , 再和醫生交流;如果是復查的患者 , 需要準備好對方的各種檢查報告、治療材料 , 充分了解恢復情況等 。 ”郭亮說 。
因此 , 他更愿意將自己的工作定義為“就診規劃師” 。 他向采訪人員解釋道:“現在就醫基本上都需要預約 , 一些異地患者到醫院預約了檢查卻不能當天做 , 只能住下來 , 食宿成本很高 。 而我的工作是幫患者提前規劃好 , 代開檢查預約單 , 等患者一到就可以直接做檢查 , 醫生當天看完就能出結果了 。 ”
在他看來 , 陪診服務始于接單那一刻 。 他會提前和患者交流 , 了解對方的病況和就醫需求;還要熟悉醫院結構、診室分布 , 清楚醫生的專長 , 為患者提供選擇 。
他也遇到過不少特殊情況 , 比如有外地高齡老人突發疾病 , 要來北京就診 , 這種情況必須得有家屬陪同 。 但對于一些患者和家屬來說 , 北京醫院的就醫流程過于復雜 , 稍有差錯 , 容易耽誤時間 。 這時候 , 他作為陪診員的意義就凸顯出來了 。
問清楚患者和家屬的需求后 , 郭亮會根據情況推薦科室 , 告訴他們怎么掛號 , 同時提醒他們攜帶好身份證件、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以往的檢查報告 。 就診當天 , 他幫患者和家屬取號、建卡、買病歷本 , 再到指定樓層分診臺報到 。 這些瑣碎的事情解決后 , 他帶著患者和家屬來到診室門口 , 進入診室前 , 他再次幫他們把相關情況一條一條列清楚 , 如發病時間、遺傳史、目前病況、來京就醫訴求等 。
“疾病面前 , 很少有患者和家屬能條分縷析地把問題說清楚 。 ”郭亮理解患者和家屬的憂心 , 也明白他們拿著一大堆檢查單不知道去哪里的迷茫 , 所以他會盡力幫他們捋清楚 , 幫他們走流程、排隊 , 排到了就發信息讓患者直接進診室檢查 , 檢查結束后他還會反復重復醫囑 , “怕他們太緊張漏掉了重要信息” 。 之后幾天 , 他還會進行回訪 , 叮囑患者和家屬注意事項和復診時間 。
這種形式于醫生而言也有益 。 北京某三甲醫院一名劉姓醫生對此深有體會 , 他告訴采訪人員 , 其接診過一些患者 , 明明是來看脊椎受損的 , 卻和大夫說自己頭部或心臟不舒服 。
“這樣的問診 , 在醫院實在太低效了 。 ”劉醫生說 , 不過這兩年逐漸接觸到一些陪著患者來看病的陪診員 , 對方能簡明扼要說清問題和訴求 , “相當于為患者和醫生搭建了一座溝通的橋梁” 。
定價無標準培訓為圈錢
早期發展階段亂象頻出
在重慶做陪診員的李成接收到的求助 , 更多來自患者子女 , 因為工作忙、顧不上生病的老人;也有不少年輕家長 , 孩子生病 , 他們便慌了神;偶爾有一些獨居人士 , 或是身體不便需要幫忙 , 或是心里難受需要陪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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