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如何建“全球科創中心”：探索科創園區的高校共建 _健康小知識

【后疫情時代如何建“全球科創中心”：探索科創園區的高校共建】危險的機遇
“在美國，新冠疫情已經引發長期性的遠程辦公趨勢以及科創人口和企業的遷移。展望未來，有兩種可能。如果新冠疫情是人類即將面臨的一系列疾病大流行的開端，那么已經持續了30年的城市復興時代將宣告終結。如果新冠疫情只是一次孤立事件，那么也許疾病和數字技術對城市空間和生活的重塑將相對有限。 ”
很難相信上述悲觀論斷來自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城市的勝利》（TriumphoftheCity）一書作者EdwardGlaeser 。但倘若結合美國科技行業今年的表現，就不難理解Glaeser對疫后城市的擔憂。
2022年，美國科技金融遭遇重創。與去年相比，美國納斯達克指數已下跌約30% 。美國科創投資“股神”CathieWood操盤的創新投資基金ArkInnovationFund已損失近65%的市值。大量金融科技基金和加密貨幣基金破產。科創金融之慘狀，堪比1990年代末互聯網金融泡沫。科技金融“寒冬”掀起科技行業裁員潮。
科技行業劇烈震蕩，科技人員類型和科創空間布局亦發生深刻變革。疫情前，遠程辦公已在科技企業中出現。相關從業人員可自由選擇居住地和工作場所，甚至長期多地旅居，被稱為“數字游民”（digitalnomads）。疫情暴發后，數字游民出現井噴式增長。美國境內的數字游民規模，從2019年的約730萬人增長到2020年的約1090萬人，增幅高達50% 。由于大量跨國遠程辦公的存在，數字游民的真實規模可能被嚴重低估。隨著近期科創金融由擴張轉向收縮，數字游民崛起勢不可擋。科技企業更傾向于開展基于遠程辦公的跨區域、跨國境人才配置，借助更加靈活的勞務形式、城市之間薪資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差異、削減的寫字樓辦公空間等方式，降低支出成本，并保持甚至提升工作效率。
空間上，美國科創中心熱點發生位移。疫情前，科創中心熱點逐漸從郊區化、工廠化、低密度的“硅谷”向以紐約“硅巷”（SiliconAlley）為代表的“高密度科創城區”和以華盛頓州貝爾維尤為代表的緊湊型“科創城鎮”擴散。疫情以來，科創城鎮更具吸引力。與很多“全球城市”（如巴黎、新加坡、香港等）類似，紐約在過去三年中，一度成為所在國家的疫情“重災區” ，擾亂科創活動秩序，導致人才外流。 LinkedIn數據顯示，從2019年至2021年，紐約市凈流出7%的科創人才，跌幅居美國之首，而美國科創人才凈流入增幅最高的城市是威斯康辛州麥迪遜市（約25萬人口）：4.6% 。數據顯示，以理工強校為支撐、科研基礎設施一流、生活性價比高、公共空間品質好的“大學城”最受科創人才青睞，如麥迪遜（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匹茲堡（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匹茲堡大學）和奧斯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等。
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的關鍵模式
如果“大學城”是后疫情時代最受數字游民等科技人才青睞的科創集群空間，那么，有必要比較分析高校參與科創園區建設的三種關鍵模式：分區聯動、功能混合、基因重組。
（一）分區聯動
“分區聯動”是指物理空間中相互獨立且具有一定距離的校區和園區聯動發展模式。該模式下，科創活動圍繞“高效專業攻堅”發生。科創主體以單個或若干“大型企業”為支撐。園區空間特征包括：外部車行連接、內部步行導向、邊界清晰、辦公為主、商業為輔、開放空間充足等。
分區聯動的典型案例是埃因霍溫理工大學（TU/e）和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HighTechCampusEindhoven）的協同；兩者分別位于都市區東北和西南郊區，通過城市快速路環線連接。埃因霍溫理工大學主要通過各類科研合作組織與園區協同開展科研活動。教師和學生能進駐園區，或在校園內直接創業。同時，園區內的中小型企業也能進駐校園。埃因霍溫理工大學對其校園的定位是：“我們的校區，你們的校區；科技與產業相遇之地”（ourcampus,yourcampus;wheresciencemeetsbusiness）。如此，校區與園區共享資源（設施、人才、資金等）和成果、分享不同視角和前沿觀點、共擔研發風險。埃因霍溫高科技產業園被稱為“歐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區域”；其誕生、演化和轉型都與飛利浦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