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疼死了有多疼？發明疼痛指數的這位美國人，推動了中國癌痛治療( 四 ) 用藥指南

疼痛是一個很多面的概念。它有生物學、心理學和情緒上的影響因素，它還會影響人的行為。你很難用一個簡單易用的評估工具去真正捕捉它的全部，所以我們需要做抉擇。我們最后決定這個量表要能確定至少最重要的一部分：簡要評估疼痛的嚴重程度和疼痛對日常社會功能和情緒影響。所以這就允許我們將量表中問題的數量，控制在一個比較小的數字，同時又能讓我們了解病人整體對疼痛體驗的概況。眾所周知的是，很多患者認為疼痛是癌癥的同義詞，是僅次于死亡的癌癥病人們最害怕的后果。不過總體來說，疼痛在過去沒有得到充分治療。絕大多數醫生可能會選擇可待因弱阿片類藥，而不會去開像嗎啡、阿片類的止痛藥。

▎圖/克里蘭教授于2011年主編并出版了首部癌癥癥狀學專著《癌癥癥狀學：評測、機制和管理》（Cancer SymptomScience: Measurement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下稱：《癌癥癥狀學》）。書中重點介紹了癌癥常見癥狀發病機制、評測方法和治療策略，將臨床實踐與科學研究相結合，同時將癌癥癥狀基礎科學、臨床科學及行為科學多方面研究進展相結合。由于本書的出版， “癌癥癥狀學”也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019年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在中國出版
中國癌痛治療發展與止痛藥管理現狀，鴉片類止痛藥物在臨床遇到的阻力
記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嗎啡年均總消耗量僅6.7千克，其中醫用消耗量僅占全球醫用嗎啡消耗量的0.25% ，而中國的人口卻占全球人口的20% 。這說明當年我國癌痛治療可能存在嚴重不足、癌癥病人承受著常人無法想象的痛苦。您是如何幫助癌痛治療的概念進入中國的呢？克里蘭教授：當1990年中國衛生部聯系問我是否有興趣在中國開展一項緩解疼痛的計劃時，我當時覺得最重要的任務，還是需要改變大家對疼痛和止痛藥的態度。中國衛生部與世界衛生組織支持治療協作中心簽了合作協議，當時的第一步就是在五個中國主要的大城市舉辦癌癥疼痛姑息治療培訓班。
1992年到1998年，我們邀請了多位疼痛專家多次來中國講學，跟中國的醫生合作設立了“培訓‘培訓’者”項目，他們來自威斯康星大學、哈佛大學的麻省總醫院、紐約凱特琳紀念醫院和MD安德森癌癥中心。期間簡明疼痛量表和AHCPR疼痛管理指南都被翻譯成中文，應用到臨床實踐中。我們的專家去介紹癌癥疼痛治療的現狀、問題的嚴重性、如何評估疼痛等。在這之后我們又做了一些比較小型的骨干培訓班。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培訓的時候，把住院醫師叫到病房里，問他們正在治療的病人有多少人有疼痛的癥狀，住院醫生都給予了否定的回答。然后我們就去病房里訪問病人，至少有超過一半的病人給出了與醫生相反的結果：說他們處在疼痛中。其實早年間在美國也是一樣，如果你問一群腫瘤醫生，那個病人有疼痛的癥狀，他們可能給你同樣的反饋。不過當時我們在中國遇到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的不太相同。
歷史上中國曾遭受過鴉片戰爭，這使得中國的病人對阿片類藥物成癮有很多擔憂。一些腫瘤醫生對癌痛治療有一些興趣，但是亦有不少懷疑。不過當他們用阿片類藥物，給癌癥病人提供治療并看到病人們好轉時，上到管理決策層下到新手醫生都打消了不少疑慮。

▎圖/九十年代初，威斯康星大學的克里蘭教授、紐約凱瑟琳紀念醫院的費莉教授與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的孫燕教授首次相聚，討論在中國推廣癌癥疼痛管理的教育。 1982年WHO在意大利米蘭召開癌癥疼痛專家會議達成共識，一致認為合理使用現有藥物和知識就可能控制大多數癌癥患者的疼痛，并制定了癌癥疼痛三階梯止痛治療指南。 1986年《癌癥三階梯止痛治療原則》（簡稱三階梯原則）出臺，提出讓癌癥患者無痛的治療目標同時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自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擔任WHO咨詢專家的孫燕教授率先提出重視癌癥疼痛及姑息治療，后來在孫燕、李同度、陳妙蘭等專家教授的積極倡導下， 1990年中國衛生部與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合作，開始正式推行WHO三階梯癌痛治療方案。中國推行癌痛治療的過程受到了癌癥疼痛治療的知識缺乏、態度保守、阿片類止痛藥品供應不足及過嚴管理等諸多障礙，這都使WHO三階梯原則推行起步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