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0個地區56~69歲成年人過早死亡及其影響因素的前瞻性隊列研究( 三 ) _健康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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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早死亡存在明顯的城鄉和地區差異。總人群過早死亡率（/1000人年）表現為農村大于城市（9.11vs.4.78），北方大于南方（8.46vs.6.41）， 10個項目地區中甘肅省過早死亡率最高（13.38），海口市最低（3.24）（組間均P<0.0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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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因呼吸系統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不存在南北方差異外，其余死因別過早死亡率均呈現“城市大于農村、北方高于南方”的特點（表1 ， 2）。過早死亡存在明顯的年齡和性別差異。隨著基線年齡增加，人群中過早死亡率（/1000人年）逐漸降低（55~59歲組：9.27 ， 60~64歲組：8.35 ， 65~69歲組：4.13），且男性過早死亡率大于女性（9.57vs.5.31）（表1）。 10年隨訪女性的過早死亡風險比男性低36%（HR=0.64 ， 95%CI：0.60~0.69）。相比于已婚者，未婚人群的過早死亡率最高， Cox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未婚者過早死亡風險是已婚者的1.82倍（95%CI：1.53~2.18）。個體文化程度和家庭年收入越高，過早死亡風險越低（線性檢驗P<0.01）。此外，死因別過早死亡風險呈現相似的人群分布（組間均P<0.05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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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線人群過早死亡率隨吸煙量的增加而升高（趨勢檢驗P<0.01），日均吸煙量≥25支者過早死亡風險是不吸煙者的1.40倍（95%CI：1.26~1.55）。基線適度飲酒（日均飲酒量<15g）者過早死亡率較低（4.81/1000人年），飲酒量與過早死亡趨勢檢驗不顯著；Cox比例風險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既往飲酒者和日均飲酒量≥60g者過早死亡風險均增加[HR值分別為1.25（95%CI：1.16~1.36）和1.20（95%CI：1.08~1.34）] 。相對于低體力活動，中、高體力活動人群過早死亡風險降低[HR值分別為0.89（95%CI：0.84~0.94）和0.77（95%CI：0.73~0.82）] 。與體重正常者相比，低體重人群過早死亡風險增加（HR=1.67 ， 95%CI：1.55~1.81），超重及肥胖者過早死亡風險較低[HR值分別為0.80（95%CI：0.75~0.85）和0.70（95%CI：0.63~0.78）] 。不同腰圍者過早死亡分布不存在差異，而Cox回歸分析顯示，中心性肥胖者過早死亡風險增加（HR=1.13 ， 95%CI：1.05~1.21）。死因別過早死亡風險呈現相似的吸煙狀況、體力活動水平、BMI及中心性肥胖分布，而飲酒狀況分布存在不同，因癌癥和心血管疾病死亡者與全死因死亡類似，整體過早死亡率與飲酒量呈現“J”形關聯且既往飲酒者過早死亡風險較高，而因呼吸系統疾病死亡者中既往飲酒者和日均飲酒量<15g者死亡風險較高（表2）。
討論
本研究利用CKB項目前瞻性隊列研究數據，描述了我國10個地區近10萬名56~69歲成年人在10年隨訪期間內過早死亡的發生和分布情況。結果發現，我國56~69歲成年人過早死亡率存在明顯地區和人群差異，過早死亡的死因以癌癥和心腦血管疾病為主，且在農村、北方、男性及未婚者中更高；文化程度、家庭年收入、體力活動水平越高，過早死亡風險越低；每日吸煙、過量飲酒、低體重、中心性肥胖均為過早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
國內外多項相關研究也觀察到與本研究相似的過早死亡人群分布結果。美國關于因過早死亡（死亡年齡<75歲）所致潛在壽命損失年（yearsofpotentiallifelost ， YPLL）的研究表明農村的YPLL更高[13] 。伊朗關于過早死亡原因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結論，即相對于城市，農村居民過早死亡風險更高（HR=1.24 ， 95%CI：1.14~1.36）[14] 。這種城鄉差異可能源于城市衛生醫療服務可及性較高、優質資源較為集中，更有利于因心腦血管疾病、呼吸衰竭等突發致死性疾病的救治等有關[13] 。過早死亡率的南北差異，可能由于北方環境污染較南方嚴重[9] ，也可能與我國南北飲食差異有關，研究表明我國北部地區飲食偏咸，且面食和紅肉攝入較多，而南方物產更豐富，對水產、新鮮水果蔬菜攝入更高，飲食質量是影響過早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1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