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0個地區56~69歲成年人過早死亡及其影響因素的前瞻性隊列研究( 四 ) _健康小知識

我國女性過早死亡風險低于男性（HR=0.64 ， 95%CI：0.60~0.69），一項美國研究同樣觀察到了性別差異[17] ，這可能由于在傳統文化影響下，男性更傾向于追求冒險和刺激，從而更易形成不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煙、酗酒、藥物依賴等），且男性較女性自殺風險更高[18] ，也可能與男女性間特定遺傳差異相關，女性預期壽命普遍長于男性[19] 。相對于已婚者，未婚者過早死亡風險增加（HR=1.82 ， 95%CI：1.53~2.18）。多項研究結果均發現未婚者死亡風險較高（俄羅斯：OR=3.5 ， 95%CI：2.6~4.7；伊朗：OR=1.17 ， 95%CI：1.05~1.31）[14,20] ，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本身因為某些疾病而不適合結婚，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未婚者更易養成不良生活習慣，且突發疾病時得不到及時救治[20] 。此外，過早死亡也與個人經濟水平存在一定關聯，與本研究觀察結果一致，英國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約1/3過早死亡由收入、就業、文化程度決定[21] ，居民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其保健水平、營養條件及健康素養也越高[21-22] 。
與既往研究結果一致，多種不健康生活方式均能增加過早死亡的風險。吸煙是多種癌癥、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的直接原因[23-25] ，本研究中隨吸煙量增加，人群過早死亡風險也增加，相對于不吸煙者，日均吸煙量≥25支者過早死亡風險增加（HR=1.40 ， 95%CI：1.26~1.55）。相對于不飲酒者，適度飲酒者（飲酒量15~29g/d）過早死亡風險較低（HR=0.82 ， 95%CI：0.69~0.97），可能由于飲酒量與冠心病、癌癥、過早死亡等呈“J”形關聯，而癌癥、心腦血管疾病是過早死亡的重要原因，從而導致出現這種“J”形關聯[26-27] 。本研究發現既往飲酒者過早死亡風險最高，這是由于大多數戒酒者是因病戒酒者，基線健康狀況較差，以致過早死亡風險較高[28] 。乙醇飲用過量（飲酒量≥60g/d）則會導致過早死亡風險增加（HR=1.20 ， 95%CI：1.08~1.34），這與Stringhini等[29]研究結果一致（男性HR=1.50 ， 95%CI：1.38~1.64；女性HR=1.69 ， 95%CI：1.49~1.92）。相對于低體力活動，中高體力活動人群更不易過早死亡[24,30] ，適當進行體力活動可以降低心腦血管疾病及癌癥等主要慢性病的疾病負擔和全死因死亡率[31-32] 。
相對于體重正常者，低體重者過早死亡風險更高（HR=1.67 ， 95%CI：1.55~1.81），超重及肥胖者則較低。這與Flegal等[33]關于BMI與死亡的Meta分析結果類似，相對于正常體重者，超重者（BMI=25.0~30.0kg/m2）者死亡風險降低（HR=0.94 ， 95%CI：0.91~0.96）。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癌癥和過早死亡的重要危險因素，出現上述結果可能受到“肥胖悖論”的影響，即體重減輕可能是消耗類疾病（如末期腎病、惡性腫瘤等）或吸煙導致，從而導致BMI與死亡率之間的反向關聯[34] 。腹型肥胖與過早死亡呈正相關，腹型肥胖也被證明與死亡率增加相關[35] ，其與內臟脂肪累積、胰島素抵抗、脂質異常、炎癥等有關，更不利于生存[36] 。
我國56~69歲成年人超過80%的過早死亡由癌癥、心腦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所致。上述結果與2019年全球疾病負擔（GlobalBurdenofDisease ， GBD）死因分析中我國55~69歲人群死因結果類似（癌癥39.1% ，心血管疾病37.3% ，呼吸系統疾病6.0%），而≥70歲人群死因排序為心血管疾病（49.7%）、癌癥（19.5%）、呼吸系統疾病（13.7%），這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癌癥是我國過早死亡的主要原因[3] 。全球55~69歲人群死因排序為心血管疾病（35.3%）、癌癥（27.2%）、呼吸系統疾病（6.8%）[3] ，說明我國與全球過早死亡疾病譜存在差異，提示我國中老年癌癥的防控和診療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我國農村居民死因別過早死亡率約為城市居民的1.5~3.5倍，男性死因別過早死亡率約為女性的1.5~2.0倍，過早死亡死因中癌癥占比最高（36.9%），且城市男性占比最高，農村女性最低，這可能與城鄉醫療衛生資源分配的不平衡有關，也可能是由于男性的健康意識低于女性，且農村地區癌癥的篩查率和就診率較低[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