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疫情暴發后 ， 長久的隔離更是使得人們對戶外行走的渴望陡然攀升 。 如何重新拾回城市行走的樂趣？這可能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工程 ， 不過至少在改善行走環境的方面 ， 社會學者和建筑學家提出過許多建議 。 美國學者杰夫·斯佩克就曾在《適宜步行的城市》一書中提出 ， 要重視“城市邊緣”的作用 。 這里所謂的城市邊緣并不是指城市的外圍地帶 ， 而是指街道和建筑連接處的那些空間 。 由于人們在選擇駐足或是閑逛時 ， 往往都更青睞貼近建筑 ， 所以是否能夠在商鋪的門口、櫥窗的面前營造足夠合適的空間 ， 比如精心設計的公共休息區、足夠的遮陽擋雨設備等 ， 會十分影響人們在此流連的意愿 。
此外 ， 也有人注意到人們喜歡在城市里行走的路線 ， 常常并非是城市規劃中預先設定好的那些 。 據《衛報》介紹 ， 英國學者羅伯特·麥克法蘭將其命名為“欲望路徑”（desire path） 。 他將其描述為“由行走者的愿望和雙腳 ， 隨著時間的推移 ， 自發創造的行動路徑和軌跡——尤其是那些與城市設計和規劃相反的路徑” 。 研究者們觀察到 ， 人們常常會在意想不到之處開辟出旁逸斜出的小徑 ， 而并不使用看上去光鮮亮麗的道路——這大概就是魯迅先生的那句名言 ， “世界上本沒有路 ， 走的人多了 ， 便變成了路” 。 一些建筑師十分重視這些“欲望路徑” ， 認為從中能發現人們對于城市步行設施真正的渴望 ， 當然 ， 它們也意味著某種“公民不服從” 。 加拿大瑞爾森大學的學者安德魯·弗曼 (Andrew Furman)就認為 ， 在一個人們一切的日常生活都被高度組織化的當下 ， 城市欲望路徑的不斷涌現 ， 是個人爭取生活自由的重要象征 。
一些設計師認為 ， 行走者自發選擇的“欲望路徑”（desire path）更能體現人們對于城市步行設施真正的渴望 。
除了個人的自由 ， 小小的城市行走同樣關涉到有關“公平”的問題 。 VOX2018年的一篇文章就探討過有關“城市步行指數”（walking score）的問題 ， 這個指標被用來衡量人們通過步行就能夠滿足生活所需的便利程度 。 這不僅只關乎便利 ， 最直觀的一點是 ， 它直接決定城市對沒有能力擁有機動車的市民以及行動不便的老人有多友善 。 斯佩克同樣在書里指出過 ， “一個城市的步行性的提高 ， 更有助于社區的公平” ， 同時 ， 由于價格低廉的公共交通和步行相輔相成 ， 步行指數的提高從長期來看會顯著地改善低收入群體的處境 。 文章同樣也指出人行道等“邊緣空間”如何利用的問題 ， 同時 ， 怎樣建設更多功能一體化的城市空間 ， 以減少人們在不同的功能區之間長途跋涉 ， 也被認為是值得探索的議題 。
城市步行性的提高當然也有其經濟價值 。 斯佩克在書中也指出了這一點 ， 如果人們更愿意在城市空間中游走 ， 店鋪、住宅的升值空間都會更高 。 此外 ， 步行性較好的城市也能吸引足夠多的創意行業人才 ， 因為他們普遍更欣賞能自由行走的空間——也許是和前文所提及的行走有助于創意相關 。 一個方便行走的城市常常也擁有緊密相鄰的多個功能區 ， 這也有助于這些人才通過不同領域資源的碰撞激發創作靈感 。 不過 ， 經濟上的理由固然重要 ， 但或許不應該成為我們思考如何改善城市行走環境的主要考量——畢竟不論是“欲望路徑”還是“邊緣空間” ， 我們把注意力投入到這些方面都是表面上看起來有些“反效率”的 。 比起一種“如何讓城市運轉更高效”的鳥瞰視角 ， 我們或許需要更多“如何讓我們行走更舒服”的視角 。
作者 | 劉亞光
編輯 | 李永博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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