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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高血壓實踐指南制訂者之一李勇：沒有哪個機構說了算的說法(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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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的病人有多少？如果我們把高血壓標準從140/90mmHg降到130/80mmHg ， 雖然增加了2億多的患者 ， 但是其中大約只有20%的病人需要接受降壓藥治療 。 對絕大多數血壓達到130-139/80-89mmHg的患者 ， 首選的干預方式是改善生活方式 ， 包括低鹽飲食、增加體育鍛煉、控制體重、保證足夠睡眠、避免情緒波動和戒煙等 ， 大多數患者的血壓會有相當幅度的降低 。 如果在3-6個月之后 ， 病人血壓還是持續在130/80mmHg之上 ， 醫生應該與患者進行充分的交流 ， 告知其血壓升高的危害 ， 以及接受有效的降壓藥物治療可能帶來的利弊 ， 在尊重患者意愿的前提下 ， 決定是否啟動降壓藥物治療 。
實際上 ， 對血壓達到130-139/80-89mmHg合并靶器官損害或已經存在臨床合并癥的患者 ， 2018年的《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也是同樣地推薦了啟動降壓藥物治療 ， 與《2022年中國高血壓臨床實踐指南》的推薦是一致的 。
將高血壓的診斷標準從達到或超過140/90mmHg下調到達到或超過130/80mmHg以后 ， 能讓社會公眾對高血壓有更多的警惕 ， 更加關注自己的血壓水平 ， 了解血壓增高對自己身體的危害 。 同時也給血壓達到130-139/80-89mmHg的人們更多的選擇 ， 讓他們在去看醫生的時候 ， 能夠從醫生那里的得到及早的診斷 ， 并獲得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治療方案的選擇權利 。
澎湃科技：公眾可能會擔心 ， 高血壓標準下降后 ， 自己忽然就變成了高血壓患者 。
李勇：從高血壓的臨床診療歷史沿革上來講 ， 70年多年前 ， 醫學權威對高血壓的認知是 ， 隨著年齡的增加 ， 血壓增高是一種正常的代償反應 。 如果扼殺這種正常的身體代償反應 ， 可能帶來更加不利的后果 。 因此當時對于70歲以上老年人的高血壓 ， 并不采取治療措施 。 舉幾個典型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 美國總統羅斯福和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均死于高血壓導致的腦出血 。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也因為高血壓而腦中風 。 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 ， 美國的“弗明翰”（Framingham）研究顯示 ， 高血壓直接與心肌梗死和腦卒中相關 。 隨后2項在美國退伍軍人中進行的研究發現 ， 基線舒張壓超過95mmHg的患者接受降壓治療 ， 可顯著降低心肌梗死、腦卒中以及全因死亡 。
80年代 ， 瑞典、英國進行了一系列老年收縮期高血壓的治療 ， 發現只要收縮壓降下來 ， 就能得到好處 ， 尤其是腦卒中的風險大幅降低 。 在中國 ， 劉力生教授領導的Syst-China研究和已故的龔蘭生教授領導的STONE研究一致顯示出中國老年高血壓患者接受降壓藥物治療 ， 能夠顯著降低腦卒中及心血管死亡的風險 。 在此之前 ， 研究只針對舒張壓 。 舒張壓超過110mmHg診斷高血壓 ， 隨后舒張壓的標準降到105mmHg ， 又降到95mmHg 。 后來研究又發現收縮壓更重要 ， 診斷標準也經歷了160mmHg到140mmHg的過程 。 1998年HOT研究發表之后 ， 國際上高血壓診斷標準界值定為達到或超過140/90mmHg ， 并一直延續至今 。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 ， 隨著醫學科學的進步 ， 嚴謹設計并嚴格實施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獲得了強化降壓治療帶來臨床獲益的證據之后 ， 高血壓的標準是逐步調下來的 ， 不是一成不變的 。 因為有了高質量的研究數據 ， 說明血壓降得低一些能夠帶來更大的好處 ， 高血壓的標準才降下來 。
近30年來 ，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 中國社會公眾對健康有了更高的要求 ， 中國的臨床醫生和科學家們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 我們有了多個大隊列前瞻性隨訪的臨床數據 ， 做出了中國人自己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還有中國人隨機對照試驗顯示強化降壓治療后的臨床心血管轉歸結局改善的結果 。 我們才可能有信心說 ， 中國的高血壓患者可以并應該采取更加積極的防控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