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多個國家專業代表、醫學專家和多個專業協會共同制定的人類死亡單一定義顯示:“死亡是意識能力和所有腦干功能的永久喪失 , 永久性是指無法自發恢復且無法通過干預恢復的功能喪失 。 ”
現在 , 最先被挑戰的是“永久性” 。 專家們指出 , 如果未來將OrganEx用于臨床 , 在血液和氧氣被剝奪后 , 人的細胞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無法恢復”的程度 , 宣告個體死亡的時間點也將改變 。
帕倫特指出 , 未來確定新的死亡時點 , 需要基于兩方面考慮:其一 , 在臨床上 , 在某個人失血失氧的情況下 , 使用OrganEx系統恢復“器官的功能能力”的概率是多少?如果只能恢復部分能力 , 這個人永遠不會恢復“完全意識”或“永遠無法從生命支持機器上下來”的概率是多少?其二 , 在價值觀上 , 使用OrganEx后 , 如果恢復“良好功能”的幾率為90% , 但有10%的幾率將在“復活”后永遠離不開生命支持設備 , 該患者是否希望臨床團隊嘗試挽救他的生命?如果最可能的情況是只恢復部分意識?“病人會想要這個嗎?”
不過 , 朱同玉指出 , 目前對腦死亡的判定要求間隔24小時兩次腦電圖出現直線 , 即患者腦電波消失 , 大腦功能處于完全及不可逆性喪失 。 而實驗只驗證了死亡后“七小時內的細胞變化” , 離它真正影響到足以修訂腦死亡標準“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
除了可能讓人們“重新理解死亡”外 , 多位專家指出 , 未來在拯救和放棄之間 , 在挽留生命和器官移植之間 , 外科醫生也將面臨更矛盾的權衡 。 2019年豬腦實驗結果發布后 , 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生物倫理學系名譽教授斯圖爾特·揚格納和哈佛大學醫學院倫理學研究主任仁秀賢在《自然》上共同撰文指出 , BrainEx可能會加劇關于何時“將器官從捐贈者身體中取出并移植”的爭論 。
目前主要有兩種器官捐贈協議 , 一種是腦死亡后的捐贈;另一種是循環系統死亡后的捐贈 , 即針對的是心臟停止后被宣布死亡的人 , 尤其是發生嚴重腦損傷但沒有腦死亡的個體 , 后者在近些年越來越普遍 。
一般而言 , 在獲得患者同意后 , 醫生會關閉患者的呼吸機和任何其他生命支持設備 , 并在患者心臟停止跳動2~5分鐘后即宣布死亡 。 這里潛藏著一場“時間競賽” 。 揚格納等人指出 , 為了讓器官盡快從捐贈者體內取出并盡可能保持健康 , 通常不可能對腦死亡進行充分的測試 。
揚格納等人認為 , 外科醫生在捐贈者心臟驟停后有時使用ECMO進行灌注 , 使供體器官在死亡后仍能恢復氧氣和血液流動 , 以保證器官的健康 。 這里爭議的焦點是:一些患者在接受ECMO灌注后 , 大腦的功能可能會恢復 。 簡而言之 , 醫生應該何時從挽救一個人的生命轉向為另一個人的生存而搶救器官?而“BrainEx可能會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 , 揚格納等人寫道 。
目前 , 各國對是否、如何使用ECMO的道德和法律考量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 在法國和西班牙 , ECMO設備可以用特殊的救護車運送到患者所在的任何地方;但在美國 , 該技術存在爭議且在器官移植中很少使用 。
專家們認為 , BrainEx及隨后的研究需要伴有“更公開的討論”:哪些標準使某人有資格獲得器官捐贈?如何確保器官捐贈能夠以“最小的爭議”融入臨終關懷?帕倫特強調 , 在任何情況下 , 都應該更優先考慮器官捐贈者的價值觀和權利 , 而不是器官捐贈的可能性 。
“死而復生”是一個非常遙遠的計劃
對大腦研究而言 , BrainEx是一個“新的開始” 。
多年來 , 對人類大腦的專門研究由于倫理原因一直難以進行 , 而豬腦實驗使大腦在體外可以完整地“存活” 。 張樹培指出 , 以前研究僅限于死去動物的大腦切片 , 所以人類對大腦的精細結構缺乏了解 。 比如 , 大腦神經元和神經元間通過什么方式連接 , 具體的神經環路是怎樣的?而現在 , 人類第一次能在三維條件下研究大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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