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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復活”一頭豬 人類離死而復生還有多遠？(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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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復雜神經網絡的更深刻理解 ， 有助于科學家進一步研究阿爾茨海默病、自閉癥等腦部疾病的原理和測試藥物 。 “我們相當于提供一個平臺 ，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藥物篩選 。 ”張樹培說 。
更重要的是 ， BrainEx實驗可能幫助科學家們突破大腦研究中最敏感的問題：“意識” 。 到目前為止 ， 還沒有人在實驗室中創造出意識 ， 一些專家認為 ， BrainEx實驗“是最有可能的一個” 。 不過 ， 塞斯坦團隊對此非常謹慎 ， 反復在公開場合強調“意識的恢復從來都不是這項研究的目標” 。
張樹培解釋 ， 出于倫理的考量 ， BrainEx實驗從根源上就隔絕了“意識的產生” ， 因為研究人員為豬注射了神經元活動阻滯劑 ， 可以阻止任何可能導致意識的神經相互作用 ， 并配有腦電圖時刻監測大腦活動 。 如果監測到任何意識活動 ， 即腦電圖顯示不是一條直線 ， 就會立刻結束實驗 。
在此前提下 ， 為測試大腦細胞的活度 ， 研究人員在灌注結束后將大腦切成300微米左右的薄片 ， 通過對切片內神經元細胞的電流刺激 ， 觀察是否有信號波動 ， 最后證明“單個神經元細胞是活的” 。 但張樹培指出 ， 意識一定誕生于“全腦神經元細胞之間的整體聯動” 。
因此悖論在于 ， 如果人類想進一步理解大腦的本質 ， 必然要觸碰到的領域是：數百萬個腦神經細胞和它們之間的數萬億個聯結 ， 是如何協同工作的？未來的某一天 ， 人類將不愿止步于“復活”腦細胞 ， 而是思想和性格 ， 我們為此做好準備了嗎？如果人類可以“創造意識” ， 那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豬腦實驗的倫理指導之一、杜克大學法律和哲學教授妮塔·法拉哈尼在2019年發表的《部分“復活”的豬腦所引發的道德困境》一文中建議 ， 就像為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制定倫理指南一樣 ， 未來 ， 關于“腦復活”的相關研究也需要獲得同樣的科學、倫理指導 ， 并且在國際層面形成共識 。 而且 ， 公民必須參與這一過程 ， 只有科學家參與制定的倫理界限“并不能保證未來被公眾接受” 。
帕倫特則指出 ， 如果要將這項技術發展到可以幫助人類的程度 ， 我們將不得不看看“在沒有神經阻滯劑的情況下 ， 大腦會發生什么？”
對于OrganEx技術而言 ， 這些討論還很遙遠 。 張樹培指出 ， 從細胞到組織、器官層面 ， 以及整個身體的功能 ， 要想實現“死而復生” ，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遠的計劃” 。
她說 ， 如果將“復活”拓展到組織層面 ， OrganEx技術能否實現功能上的修復是不確定的 。 比如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腎臟 ， 它的主要功能是產生尿液 ， 但實驗由于是低溫灌注 ， 可能對尿液產生了影響 ， “實際上我們在實驗中也確實沒有收集到很多尿液” 。 這也意味著腎臟在此時“不一定是真正有功能的” ， 只是在細胞層面是“活躍的” 。 因此 ， 器官經過灌注之后 ， 作為器官本身能否恢復自身的功能 ， “是我們下一步要論證的最重要的事情” 。
事實上 ， 實驗中的豬心臟和大腦這兩個重要器官也僅僅是恢復了“非常小部分”的功能 ， 其他重要功能如心腦血管循環并未恢復 。 研究的另一個共同作者之一、耶魯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家茲沃尼米爾·弗爾塞利亞對此解釋得很清楚 。 他說 ， 研究只是表明當動物死亡時 ， 我們可以讓細胞做到一些“它們原本無法做到的事情” ， 但這些細胞的活動“與生死狀態并無臨床相關性” 。 也就是說 ， 這一結果并未表明豬在死亡以后以某種方式復活了 。
朱同玉也指出 ， 這項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 ， 是在豬死后的一小時內注入了肝素以保持血液不凝固 ， 這是保證細胞“復活”的基礎 ， “沒有肝素就沒有后面的故事” 。 所以這項研究只是一種概念性的驗證 ， 主要模擬的是器官移植時的身體條件 ， 而不是真正死亡后的狀態 ， “動物和人在自然死亡狀態下一小時內血液一定會凝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