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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那些年，社會康復走過的路( 二 )


02
待墾之地
“社會康復是一門綜合運用醫學、法學、社會學、工程學、護理學等現代科學所提供的知識與技能 ， 而形成的以應用為主的專業學科 。 ”郭微回憶 ， 成立之初 ， 科室近乎將國際先進的康復理念和手段整體“移植”過來 ， 包括小組工作模式 ， 即由康復醫師、物理治療師、作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康復護士、心理治療師、假肢技師、社會康復工作者和職業康復工作者等多學科人員組成的小組團隊 ， 對殘疾住院患者開展初、中、末三期評估 ， 制訂相應的康復治療計劃和康復目標 ， 為患者回歸社會創造條件 。
“放眼今日 ， 小組工作模式早已普遍 ， 但在當時 ， 這種理念相當超前 。 ”郭微說 ， 小組工作之外 ， 社會康復科的職責主要是提供工傷認定和相關法律咨詢、交通事故及其他意外傷害的經濟賠償建議 ， 指導社區及家庭的無障礙環境設計與改造、康復器材及殘疾人用品用具的配備等 。 “概括起來就是 ， 磨破嘴 ， 跑斷腿 ， 替殘疾人維權 。 ”
超前的不僅是工作模式 ， 還有輔助設備 。 如今 ， 停駐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西區一隅的殘疾人專用車即是證明 。 郭微遙想起昔日的情形：“別看它銹跡斑斑 ， 30多年前 ， 無障礙設施極其少見 ， 它是我國最早一批從國外引進的殘疾人專用車輛 ， 內可固定裝載8輛殘疾人輪椅 ， 升降機可幫助輪椅上的殘疾人順利上下車 。 很多殘疾患者多年后回憶說 ， 最幸福的時光就是乘坐這輛車出游 。 ”
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 ， 依照國外醫務社會工作的模式 ， 郭微同我國第一批社會康復從業者一起 ， 在康復醫學臨床實踐中探索康復醫學與社會工作的交流與融合 。 身處待墾之地 ， 即便在北京大學輔修了社會學 ， 郭微也常陷入學科交叉的知識盲區 。 不懂就學 ， 郭微周末整日泡在圖書館里 ， “也不知道哪里來的韌勁” 。
03
悲喜交加
采訪中 ， 翻閱起泛黃的病案記錄 ， 郭微停留在“周蒙”這一頁 。
“我記得 ， 她與我年齡相仿 。 ”郭微指指病案里出生年月這一格 ， 上面寫著“61年12月” ， 患者時年27歲 。 “因騎車上班途中注意力不集中而跌倒 ， 陷入昏迷 。 經開顱手術后來我院治療 ， 當時左半身不遂 ， 生活不能自理 。 ”
社會康復十分注重調查研究 。 通過多次與周蒙會談 ， 傾聽她的申述 ， 郭微得知 ， 周蒙騎車注意力不集中 ， 緣于剛剛離婚心緒不寧 。 “去過她家幾次 ， 一間僅放得下一張床的簡陋平房 ， 沒有取暖設備 ， 沒有廁所 ， 就連這間平房都是借來的 。 ”
郭微了解到 ， 周蒙父親已過世 ， 小妹在上技校 ， 唯一可能照顧她的母親又與她住得相隔很遠 。 更沉重的打擊是 ， 周蒙的情況不屬工傷范圍 。
“她情緒低迷 ， 覺得自己沒希望了 ， 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 ”郭微說 ， 那時 ， 自己一邊開導周蒙 ， 一邊另尋他法 。 “社會康復引入國內時 ， 我國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尚處于起步階段 ， 國外高福利國家的社會工作方法我們無法效仿 ， 勢必要探尋本土化之路 。 ”郭微漸漸意識到 ， 走自己的路 ， 就要充分利用現行的制度和政策 ， 在單位和社區中為殘疾人謀福利 ， 更要充分利用傳統的家庭福利來彌補社會福利的不足 。
解決住房問題首當其沖 。 于是 ， 郭微寫下了本文起始的那封信 ， 向周蒙所在工會尋求支持 。 去信很快得到回應 ， 如郭微期盼的 ， 工會批復了周蒙的住房申請 。 在此后的信件往來中 ， 工會還同意協助其母操辦一家雜貨店 ， 以維持一家生計 。
相比被挽救于絕望邊緣的周蒙 ， 患者阿珠（化名）卻滑向痛苦深淵 。 外出務工的阿珠遭遇車禍造成高位截癱 ， 丈夫早逝 ， 家中8歲兒子與其相依為命 。 住院期間 ， 郭微邊說服她等待法院裁決 ， 邊自掏腰包給她補貼家用 。 一年后 ， 判決下達 ， 阿珠如愿獲得賠付 。 “臨出院前 ， 我告訴她 ， 即使為了兒子也要活下去！她默默點頭 。 ”郭微回憶 。 始料未及的是 ， 阿珠依舊選擇了自殺 。 生前 ， 她留下一封絕筆信 。 信中 ， 她將中國康復研究中心比作母親 ， 說自己辜負了無微不至的康復治療 ， 懇請郭微的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