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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那些年，社會康復走過的路( 三 )


“這是她的錯嗎？”郭微自問 ， “20世紀90年代 ， 社會對殘疾人的接納度較低 ， 在生活起居、醫療護理、教育培訓、就業保障、婚姻家庭等方面所能給予的支持十分有限 ， 這大大降低了殘疾人重新參與社會的可能性 。 在這種社會環境下 ， 殘疾人缺乏自身認同感 ， 往往因擔憂拖累家庭而背負著難以承受的心理重壓 。 ”
從周蒙到阿珠 ， 郭微深知 ， 自己要做的還有太多太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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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千丈
北京博愛醫院社會康復科成立后接手過許多知名人士的康復個案 ， 多見諸報端 ， 既普及了社會康復的一般性知識 ， 又產生了十分積極的社會影響 。 但好景不長 ， 市場經濟的浪潮裹挾了科室的發展——單純強調以經濟效益為指標、全然不考慮社會效益的偏頗做法 ， 幾乎給該科帶來滅頂之災 。
【殘疾人|那些年，社會康復走過的路】1998年 ， 該院職業康復科因無法完成經濟效益指標而被合并至同樣定位于創造社會效益的社會康復科 ， 更名為社會職業康復科 。 重組后的科室 ， 人員流動頻繁 ， 一度銳減至4人 。
“社會職業康復科元氣大傷 ， 全面康復系統中社會康復和職業康復嚴重缺席、名存實亡 ， 導致許多醫護人員和住院患者根本不知道北京博愛醫院還有一個名為社會職業康復科的科室 。 ”郭微痛心疾首 ， “原職業康復科僅剩的兩人中 ， 1人退休前 ， 明確表示不想干了 ， 只等退休 。 此外 ， 原有康復設備全部報廢 ， 職業培訓項目難以開展 。 ”
人心渙散 ， 科室地位也隨之跌落 。 “科室人員極少被叫去會診 ， 下到病房向患者發放科室功能宣傳單 ， 也常被當成發不正經的小廣告 。 ”郭微苦悶不堪 ， “幫助弱勢群體的我們 ， 為何反倒成了弱勢群體？”
不僅如此 ， 醫院留給科室的發展空間不斷萎縮 ， 無論是物理空間 ， 還是話語空間 。 “社會職業康復咨詢室和訓練室甚至被縮減至不足10平方米 ， 患者不得不擠在過道里做職業訓練 。 科室提出人力和設備配置請求 ， 領導也都是避而不見 。 ”郭微認為 ， 自那時起 ， 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 ， 社會康復和職業康復工作幾近停滯 。
進入21世紀 ， 北京市、上海市、廣州市等地的一些大型醫療康復機構逐漸開展對患者的社會服務工作 ， 一些非政府機構也開始提供專業化的社會康復服務 。 “中國康復研究中心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 ， 院內無聲無息 ， 而院外百舸爭流 。 ”郭微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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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淺漣漪
跨入千禧年的北京博愛醫院社會職業康復科并未迎來明顯轉機 ， 可確有幾件事令郭微揚眉吐氣 ， 為殘疾人出具康復治療建議書即是其中之一 。
“我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 填補了我國傷殘鑒定領域的空白 。 ”郭微介紹 ， 康復治療建議書圍繞傷殘認定、賠償建議、居室改造等給出指導意見 。 比如 ， 住房方面 ， 依據傷殘程度 ， 提出住房調至一層或增設坡道、連續扶手 ， 增加居住面積以利于室內活動和康復訓練等建議；殘疾人用品用具方面 ， 細化到每日需配置多少個一次性導尿包、多少副一次性手套 ， 輪椅、站立柜等康復器材需多久更換；定期體檢方面 ， 檢查項目及周期、費用 ， 一一列清 。
一份份康復治療建議書成為殘疾人維權的有力依據 ， 也為司法機構制定合理的賠償金額提供參考 ， 3000余名患者因此爭取到經濟賠償 。 醫院特刻章“北京博愛醫院社會職業康復科” ， 用以體現一紙文書的權威性 。 但由于種種原因 ， 后來出具康復治療建議書的服務被擱置 ， 這方印章也被封存在檔案柜里 。 幸而此時 ， 社會上各類傷殘鑒定中心開始嶄露頭角 ， 他們或多或少借鑒了郭微所采用的鑒定方法 。 “北京陸續有30多家 ， 經走訪 ， 我圈定相對更可靠的兩家 ， 將患者免費轉介 ， 以滿足其康復需求 。 ”郭微說 。